§漫说“故事”（2/4）

进行残酷折磨的故事，故事中，两家人折磨的结果是彼此的子孙都在痛苦中浸泡着。小说发表后，那几位朋友看到了，他们专门把我叫去，激动地谈着对小说中两家人彼此折磨的故事的感受。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个朋友说：太可怕，也太可恨了！我当时听完这话一阵高兴。他到底也和我一样地对这种现象恨起来了！我的憎恨到底也传导给了他！也就是在这一刻我明白了，小说中的故事，将会使作家的情感传导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小说的一个基本使命是传导情感，世上没有一本小说是不传导作家的情感的，而作家要想把自己的情感传导给读者，不借助故事便很难完成。你想把你对一个社会、一类人、一种现象的憎恶、喜爱传导给读者，你只消说说该憎恶该喜爱就行了？读者就和你一样去憎恶去喜爱了？不可能！你必须通过故事的发展来牵惹读者的感情，让他随着你的故事，不知不觉地和你一样去喜怒哀乐。

有一个时期，我也写过几篇故事性很淡甚至没有故事的“小说”，这几篇作品的读者很少，我几乎听不到任何读者反映。我记得我那阵看到一种社会现象，就是一些在旧中国受地主欺负的农民，在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保护下富裕起来以后，采用当初地主欺负他们的办法，来欺负今日的还没有富起来的乡邻。这种现象使我思考了许久也想了很多，难道社会就必须按这种方式循环前进？我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写进了一篇没有什么故事情节的小说中，目的自然也是想引起读者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但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去读这篇小说。自然，也没有引起人们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关注。过了一段日子，我又写了一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我讲了一

个故事：一个中年农民，从小被自己的父亲称为“野种”而冷眼相待，精神上受到很大创伤。他后来终于弄明白了原因所在，原来是自己的母亲当年去一地主家帮佣时，遭地主凌辱后生下了他，他父亲弃他不能、不弃心中又十分痛苦，所以才那样待他。他在今天因经商富裕后，利用手中的金钱，迫使一个貌好但根本不爱他的女人背弃自己的丈夫委身于他，并要那女人偷偷为他生一个孩子，那女人在悲愤之际怒叫：我不愿生一个“野种”！从而使他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个故事编的痕迹有些太重，但小说发表后，很快引起了人们注意，除了转载、评论之外，我又一次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读者们纷纷在信中说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说应该想一个办法来终止这种恶的循环。我读着这些读者来信，心中才进一步明白了，故事其实是小说思想意蕴的负载者。如果没有故事，小说的思想意蕴就无车负载，就不能平安运抵读者心里。世上的小说家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写作，任何小说都是作家有所思的结果，小说家要想把自己对世界的哲学思考，对人生、对社会、对自然界的一些新的认识和体验表达出来，应该而且必须借助故事。他不能像科学家那样直接说出自己的发现，小说家倘是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和自然界的思考直白赤裸地说出来，读者就会掉头走开；他们或许还会说上一句，还不如我去读学术论文！故事在这里就像一辆运行终点为读者心区的大车，作家把自己的所有思考装进这辆车上，大车便会平安地拉到读者心里。

我常读小说，每每读到一些精彩的描写性语言和对话，便发现它们总是和一定的故事情节相联系，倘是没有那个故事情节，作者的这些精彩语言便也失去了喷发的机会。小说《围城》中，若没有汪处厚和太太要为方鸿渐和赵辛楣做媒请吃饭的那个故事情节，汪太太的那番话：“……你们新回国的单身留学生，像新出炉的烧饼，有小姐的人家抢都抢不匀呢。……”怕就写不出来了。而且“范小姐只是笑，身子像一条饧糖粘在椅子里”；高校长“喝了一口酒，刮得光滑的黄脸像擦过油的黄皮鞋”；“女人涂脂抹粉的脸，经不起酒饭蒸出来的汗气，和咬嚼运动的震掀，不免像黄梅时节的墙壁”；“范小姐虽然斯文，精致得恨不能吃肉都吐渣，但多喝了半杯酒，脸上没涂胭脂的地方都作粉红色，仿佛外国肉庄里陈列的小牛肉”，这一类的精彩描写性语言便也不会写出来了。我自己在创作中也时时感到，要想把描写性语言和人物对话写得精彩，提供具体的情、境是一个重要条件。有了具体的情、境，自己才能产生冲动从而不由自主地从自己的语言储存库里拿出好的东西，这就像诗人面对优美的景物时常会禁不住即刻就吟出优美的诗句一样。这种具体的情、境，当然要靠故事来提供。故事在这里像电影一样，提供一连串的画面，好让作者面对这些画面去发言。

今年秋天，我去湖南的张家界、天子山走了一趟。张家界、天子山的一些景点，就藏在那些山坳里和峰尖上，要想观赏那些景点，就必须走曲曲折折高高低低的山路。在那山路上走着时，虽然不免腰酸腿疼，但心情却是急迫而快活的，因为很想看到前边自己从没有见过的景致。山路的起伏使人不能放眼去看，反而增加了游人心中的兴致。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故事情节在小说中的作用，

曲折的山路在景区的作用和故事情节在小说中的作用有点相似。前者可以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