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1/11）

——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

回眸一望的光荣——一家权威出版社与一部潜文学史

柳建伟一个不该存在的事实，长期以来被我们习焉不察并且当作“本该如此的事情”麻木地接受了。这就是编辑、出版者的话语权力，在作品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后的彻底丧失。说彻底丧失可能有些激烈和绝对，但编辑、出版者的声音在所谓的文学正史的语境中基本缺席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中国的作家比谁都清楚，世界上再没有介入作品如此广泛而有深度的编辑和出版者了，要不然就不会有“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种怨毒之词的私下流行。再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编辑和出版者像中国当代的同行那样，对作品的质量和生产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这个悖论式的存在，使中国的读者看见的文学流程残缺了。他们只能看到花儿的明艳，望穿秋水也无法看到花儿在蓓蕾时经历的风霜刀剑、血雨腥风。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学不管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绘制宏图，编辑、出版者都是重要的角色。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其中的长篇小说，对编辑、出版者和作品的深层关系视而不见，定会引入误入歧途。我等了很久，可是那些与当代文学影响巨大的作品和作家存在着广泛、深刻关系的编辑家们，却一直保持着高贵的缄默，心甘情愿放弃了在显学意义上的话语权力。

因此，在读你的《从〈古船〉到〈白鹿原〉》（载《漓江》1997年第一期）时，我真是感到如获至宝，心里想：中国的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流》式的文学史终于又多了一个坚实的支撑点。

何启治你在来信中把它称作是潜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点过誉了。我在这篇文章中已经说过，这是受同行友人所逼的急就章，唯一的好处恐怕只是冷静、客观。它大抵只是记录下了一些粗线条的真实。太忙，没时间仔仔细细回忆。这种回忆编辑生涯的文章，前辈同仁们写过不少，我们社的《新文学史料》就是为你所说的为潜文学史提供史料的。

柳建伟你的文章不一样。一，这不是退休赋闲时所作；二，你不止是写下了一些粗线条的真实，它的重要在于为世人展示了当代几部重要作品的阴影部分；三，你是《古船》和《白鹿原》的终审人，而这两部作品恰是公认的新时期以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四，文章中记录的你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立军令状和《白鹿原》的修改情况，已经充分证明编辑在作品中已付出过重大责任和义务。第四点，正好可以成为我们这次谈话的切入点。

何启治终审这样两部重要作品，实际上是赶巧了。《古船》是我有终审权后，遇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连载后不久，我又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当代文学的副总编辑。我既是《白鹿原》的终审人之一，又为了承受可能的压力而做了署名的责任编辑。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编辑工作中是比较少见的。这样好的作品，能做它们的责编和终审人，是一个编辑的幸事。这种作品到人文社许多资深编辑手里，都会立马打开绿灯放行。至于我在这两部书的出版过程中采取的态度，在我们出版社的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作为现任社领导之一，我为我们社有这样一种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一定要把好作品扶上马的好传统感到自豪。

柳建伟这正是我们要谈的第一个重要问题：人文社长篇小说几十年长盛不衰的秘诀在哪里？自《保卫延安》开始，人文社出版的优秀长篇小说数不胜数，说它支撑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半壁江山还显不够，应该说它垄断了绝大多数优秀长篇小说的出版。它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绝无仅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文社和它出版的全部重要作品的关系，本身就可以构成一部潜文学史。

何启治你说的这些，与事实大体上是吻合的。我们自1951年建社以来，共出版长篇小说约五百种（不包括港、台和海外华人作者的近百种）。最近我们准备从这近五百种长篇小说中挑选其中的精品出版《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珍藏本丛书》，发现大约有三十到五十部至今仍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的长篇可以列入。精品约占百分之十。而全国“八五”期间（1991年至1995年）出版长篇近三千种，堪称优秀者不过20五种，精品不会超过百分之一。可见，一个建社不到五十年的出版社，能有这个成绩是值得欣慰的。可以称得上新中国长篇经典的书，我们要占一半以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因为出版社较少，出长篇小说的出版社更少，取得垄断要容易一些。新时期以来，我们就开始面临挑战和竞争了。即便如此，人文社还算是稳稳地站住了。从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可以看出这一点。第一届获奖作品六部，我们社有《冬天里的春天》《东方》《芙蓉镇》《将军吟》四部作品获奖，占三分之二。第二届获奖作品三部，我们社有《钟鼓楼》《沉重的翅膀》两部获奖，又占三分之二。第三届获奖作品五部，我们社只有《第二个太阳》获奖，占五分之一。这次评奖一言难尽，这个五分之一不能说明我们社的长篇小说处在低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