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五十年光荣与梦想——关于编辑、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关系的对话（2/11）

四届初选作品共二十部，我们社占八部。获奖作品的多寡，当然不是衡量一个出版社实绩的唯一标准，但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标准。从第四届初选篇目中，可以看出兄弟出版社的迅速崛起，也可以看出我们在历史题材小说出版上的缺乏竞争力。

你提出的潜文学史，是否科学，需要讨论，需要用时间来证明。但我同意你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当代中国，编辑和出版者与长篇小说创作的关系，是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以前确实没引起足够的重视。

柳建伟何老师，我打断一下。西方的接受美学，提出了四要素的思想，即作品、作者、读者、评论者。如果引入中国，则必须加上编者。我们的出版社，除了编辑、出版的功能，它还负责在文学中体现国家的或者政治的意志，很多时候，它是隐作者。

何启治你要触及一个敏感的话题了。

柳建伟你不觉得这个问题也是影响中国文学的关键吗？

何启治我并没有想回避，甚至想畅所欲言一次。花分两朵，只能先表一枝。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然也要体现在文学创作和出版方面。在当代中国，除了需要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外，一个有影响的出版社的善于掌握、执行党的文艺政策又懂得尊重艺术规律的领导亲自去关心、过问长篇小说的组稿、编辑工作，以及一个优秀的、有战斗力的编辑队伍的卓有成效的共同努力，对于长篇小说质量的提高和真正的繁荣发展，至关重要。至于这方面的真实情况，目前大多鲜为人知，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管怎么说，编辑做的是幕后工作，不宜过多地在大众传媒中抛头露面；一是为贤者讳的传统影响下的缄默不语。丑小鸭变成小天鹅后，一般是对蜕变的过程讳莫如深的。有一些特别敏感的人，早把这些看作隐私珍藏起来了。

柳建伟所以，中国人才那么推崇写史的春秋笔法。随着版权法的颁布，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红岩》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几十年后，已经爆发了著作权的诉讼，原告好像就是编辑。如果法律判原告胜诉，文学史的这一部分就得改写。这也是我强调潜文学史重要的原因之一。

何启治这是些极端的例子。我在《从〈古船〉到〈白鹿原〉》中提到的四部书，除编辑直接参加了邓贤《大国之魂》最后的删削定稿外，对余下三部书，编辑只是尽了参谋和朋友的责任。人文社编辑对众多长篇小说的贡献，大多在如何使作品在当时的背景下以更完美、更安全的形式面世方面。

柳建伟我认为，如实地披露出一个作家的重要作品的成书过程，对文学的发展有百益而只有一害，这一害就是可能使个别自认为是神的作家不快。我所看到已披露出的事件，都可以称为佳话。比如，涅赫拉索夫、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的及时支持；比如布洛德违背卡夫卡的遗愿，不仅没焚毁一辈子都很不自信的卡夫卡的手稿，反倒把这些手稿统统编辑出版；比如《尤利西斯》连载一半在英美遭禁后，巴黎莎士比亚书店对该书的及时声援。如果把这些事件都本着为贤者讳的精神加以删除，世界文学史不是太干巴了吗？

何启治这样的表述应该符合历史真实：如果没有×××，可能就没有×××的作品××××；如果没有人文社在关键时刻给一些作家特别是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以及时而有力的支持，文坛可能就见不到这部作品，甚至就没有这个人了。在这个意义上，称编辑为伯乐是可以的。因为人文社在中国文学出版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编辑无形中就站得高一些，视野开阔，发现千里马的机会也就多一些。我可以在这里披露很多个尚不为公众知道的实例。我社第一任社长冯雪峰看了《保卫延安》的初稿，就认为这是一部史诗性的佳作，约作者谈了修改意见后，杜鹏程跑到马路上还兴奋得手舞足蹈。我社第二任社长王任叔（巴人）看了浩然的短篇小说《喜鹊登枝》等，因为喜欢，便亲自当发稿编辑，并多次鼓励浩然，后来才有《艳阳天》等作品的问世。老领导楼适夷同志解放前读过李劼人的《大波》，多次提醒有关编辑要注意李劼人的《大波》，后又促请作者修改《大波》，这才有新版的《大波》和《死水微澜》。早已出版《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曾写过一部反映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抗战的长篇小说，楼适夷看后否定了这已成稿的一百多万字，却建议他利用自己作为新华社记者的独特经历，写别人所未写，从更广阔的背景上创作全面反映抗战历史的史诗性巨著，于是才有今天的长达三百多万字、共六卷的《长城万里图》。老社长严文井对陈祖德《超越自我》的扶持；秦兆阳力荐杨沫的《青春之歌》，二十年后又力推古华的《芙蓉镇》；孟伟哉在苏叔阳《故土》出版过程中倾注的心血，都是编辑价值存在的有力证明。韦君宜社长在这方面的佳话可谓最多。“四人帮”刚垮台，她就想到了十九岁时就写了《青春万岁》的王蒙，便亲自给远在伊犁的王蒙写信，希望他重新拿起笔，用大书写这个时代。王蒙复出后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都由《当代》刊出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以说与韦老太和王蒙长达几十年的亦师亦友关系密不可分。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