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第四辑 对话录（2/6）

的过激的文学革命中的王旗频换怪现象，但其学习和进取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比较而言，军旅小说到了90年代，出的只是保守主义面孔，与中国文学的行进潮头是渐行渐远了。80年代出现的莫言、海波，放在全国文坛，其实验性和革命性，都算是弄潮儿的水准，90年代竟无一人在军旅小说创作上露出革命者的面孔，几乎全都在新写实的台阶上原地踏步。时隔十年，全国中短篇小说恢复评奖，只有《父亲是个兵》一部军旅小说榜上有名，且作者一天军装都没穿过，军旅作家阎连科获奖，作品恰又不是军旅题材。用不着论证，军旅小说创作肯定是出了毛病。

朱向前：90年代出现的军旅中短篇小说，称得上优秀的作品不多，堪称精品的可以说还没看到，和地方题材的中短篇相比，已经存在巨大差距。长篇小说的情况，似也不能乐观。就量而言，90年代出版的军旅长篇小说，是80年代的数倍，但在全国的格局中看，影响反不及80年代的军旅长篇。80年代，毕竟还有《东方》《第二个太阳》两部作品获茅盾文学奖，毕竟还有《皖南事变》《两代风流》引起全国文坛广泛关注。自然，这几部作品和80年代全国最优秀的长篇小说《古船》《活动变人形》《平凡的世界》《芙蓉镇》相比也还存在着距离。90年代军内叫得响的长篇《炮群》《醉太平》《穿越死亡》《末日之门》《落日之战》《孙武》《遍地葵花》和《白鹿原》《废都》《雍正皇帝》《九月寓言》《尘埃落定》一比，差距只是更大了。

柳建伟：确实如此。1996、1997年，军旅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发起了两次集团冲锋，其中一次你还是领军之人。这十几部作品我都粗粗细细地看过，具体质量高低姑且不论，它们在表现内容和表现方法上的相靠特征已经让我感到刺目，《美丽人生》《兵谣》《兵家常事》《诺言》和《遍地葵花》这几部相对突出的作品，主要内容是写80年代以前的这支军队，都采取一己式的叙述。山东作家张炜，90年代出版四部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我的田园》《柏慧》和《家族》，用的是四种不同的叙事方式表达着四种不同的生活层面。这么一比较，作为一个军旅文学圈内人，我确实感到汗颜。军旅小说创作进入90年代后，确实是哪里出了大毛病。

朱向前：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的总体格局就是这样：与全国文学创作最主要作品的距离在逐渐拉大，与读者的距离正在拉大，与同样急速变化的鲜活的现实军营生活的距离也正在拉大，军旅小说家群体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位置越来越边缘化。

柳建伟：我听到过这样的说法：1990年以后，军队成长起来的全国性著名作家，只有阎连科一人。这话听来有些刺耳，恐怕也有不少人愿持同调。60年代前后出生的军旅小说家，大都在进入90年代后渐次引人注意，确实没有第二人取得阎连科那样的影响力。赵琪在这一群作家中，要算是成果最丰的一个，但他还没挤入全国一流作家的行列也是个不争的事实。

二、90年代军旅小说的贡献与缺失

朱向前：要弄清90年代军旅小说创作哪些部位出了毛病，还需要做些定量的分析。同时，还必须看到90年代军旅小说的独特贡献。我个人认为，文学本来就是波浪形前进的，有波峰也有波谷。80年代的军旅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存在着一致性，那时出现的使洛阳纸贵的作品，能否经得起不断的重读，值得思考。

柳建伟：不要说能经得起不同时代读者的不断重读，能经得起同时代读者的重读已经是个很高的标杆了。不过，这个问题太大太宽泛，一次对话怕说不明白。还是具体谈谈90年代军旅小说的贡献与缺失吧。最近，王蒙等人对先锋文学以降的西化式文学运动作了反思性批评，他们认为按照文学史的惯例，一批新作家的崛起往往伴着对文学表现方式的新贡献。但近十年在中国文学中出现的种种迹象似乎没表现出这种新贡献。他们认为，目前更多的是文学题材重心的偏移。都市生活的表象压倒了所有的表达，且都市小说的调子都相似。这些小说创造了一大批大同小异的中产阶级或模拟中产阶级的主人公，他们百无聊赖地玩着欲望的游戏，而潜文本却期待着阅读者对这种游戏姿态的意义的诠释，而实际上读者都没有这种解谜的耐心。这种尖锐的批评，无疑是针对走到今天的先锋文学的，也很及时。但我认为，更应该充分肯定先锋的、革命的姿态对于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尽管还没能结出让中国人欣喜若狂的硕大果子。因此，我比较重视90年代军旅小说中那种体现更多个个体意识的一己化、个人化的表达。这种表达，毫无疑问为中国的军旅小说注入了崭新的东西。尽管我也清楚这些曾经给人一些新鲜感和亲切感的作品，经过多次多人人的复制，只会更多地显示出琐屑、无聊和自私，但我还是看重这个新东西。阎连科的“瑶沟系列”“和平系列”，陈怀国的“农家军歌系列”和刘静的《父母爱情》《寻找大爷》的独特价值，正在于它们体现出的独立的意识。

朱向前：我基本上同意你的判断，但也有所保留。我认为这些作品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