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第四辑 对话录（3/6）

视角单一、自传性太强、视野不够开阔、格局狭促等毛病。同时这种太一己化的表达，和军旅文学应该具备的美好品格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弗兰德公路》《永别了武器》也是限定性的、个人化的表达，阅读感受则是两样的，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大气。我只能说，这种姿态可以变成大气、深刻军旅小说的一个基点。我比较看重90年代军旅小说中出现的对“农家军歌”主题的发现与挖掘。时值今日，我依然坚守我在《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一文中做出的判断：通过农家子弟入伍从军折射出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相碰撞的“农家军歌”，是相当长一个阶段内新军旅小说的“主旋律”。“农民军人”这个理论问题是我在为陈怀国的《农家军歌》写的一篇评论中首先提出来的，几年来也引起了公开的和私下的议论和批评。批评者常以“农民就是农民，军人就是军人”“阎连科、陈怀国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实质上只是农民”等进行驳诘，我也不想争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军队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由农民子弟组成主体，这是军旅小说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基本事实。军旅小说把着墨点放在农民军人身上，应该视作一大进步。它表明文学对军队主体描摹的自觉。有了这种自觉，聚焦点就容易找到了。就个人喜好而言，我确实是喜欢朱苏进、海波等人的小说。你不是还批评过我对朱苏进的评价过高吗？我记忆里，从未讴歌过朱苏进塑造的人物，甚至尖锐地批评过他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用来诠释他的理念和思想的。当然，我也曾在文章里感叹过朱苏进应当为军旅文学留下一两个经典性人物而他一直没能做到。为什么没做到呢？现在来看，起码有他的作品没能从本质上把握住这个军队的主体。

柳建伟：这个问题相当关键。我也写过一些小说，有点相信人物决定论。研读、操作次数多了，也能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譬如，文学史上出现的不朽的典型人物，都出现在最能体现某一社会历史时期主体精神的那个社会阶层。换句话说，如果一部作品是以塑造人物为主要目的的，必须找准这个阶层。堂吉诃德出现在骑士文化由盛变衰的时期，于连和拉斯蒂尼出现在19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再迟十年的法国，只会出现于洛男爵和皮罗多了。中国20世纪的一二十年代，农民问题决定着中国的命运，于是就出现了不朽的阿Q；到了三十年代，文学形象的主角就变成了吴荪甫了。新时期以来出来的已有些经典意味的文学形象，无一例外地证实着这个规律的存在，高加林、倪吾诚、赵炳、秦书田都是如此。农民军人既然是这支军队的主体，在这一历史时期，作家必须把笔伸向这个主体才可能找到那种典型人物。因此，可以用这个规律测量一下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人物画廊里的人物了。用不着重读过去风光无限的作品，只用回想一样，80年代军旅小说中至今还能给我们留下些印象的，只是梁三喜、靳开来、汉家女几个。90年代的军旅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较80年代是有突破的，至少出现了《穿越死亡》中的刘魁和《遍地葵花》中的许家忠。人物形象在不在描绘对象的主体之中，关系太大了。

朱向前：你的这种论证有价值。《遍地葵花》这部长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军旅作家对农民军人主题最为自觉、用力最著、成熟最大的一部作品。可惜的是陈怀国在驾驭长篇的力量上还有待修炼，特别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生活的把握欠深刻、细微，使这部作品也成了个半部杰作。如果《遍地葵花》的后半部，仍能在当下转型大背景下，把许家忠的蜕变用令人信服的细节描画出来，许家忠这个形象就有了划时代的地位了。即使如此，我还是特别看重《遍地葵花》在90年代的重要性，它标志着作家对把握军队主体深层内容的自觉，使“农家军歌”增添了形而上的内容。在此之前，“农家军歌”作品的太过原生性、太平面化、太琐屑，遭人很多讥诟。另外，乡土中国与农民军人这一理论问题被一流军旅作家理性地认知，定会导致比较完美地表达这一主题大作品的出现。

柳建伟：最近，阎连科发表了《大校》和《农民军人》两部中篇，都能证明他已在做向“农民军歌”里注入形而上内容的努力，尽管还做得略嫌生硬。进入90年代，朱苏进一支的军旅小说尽管日渐衰微，但《炮群》和《醉太平》还是没有其他作品能完全把它们遮盖。不过，仔细研读后，却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两部长篇的生命力恐怕比不过作者在80年代发表的《第三只眼》、《凝眸》和《绝望中诞生》。这一操作套路到90年代后的式微，有其深刻的内外在原因。我曾把这一套路称为孤独玄想式的道路。这条路在80年代的军旅小说创作中所以能引人注目，是因为它似乎能引导中国的军旅小说时空超越党派观念，超越战争是非观的世界性潮流中。实际上，这种操作在中国不可能走得很远。社会外在的环境还不可能容忍中国也有美国越战片那种军旅小说。同时，中国的军旅小说家中还没有哪个堪称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所以，在1994年以后，已经在这条路上孤军奋战多年的朱苏进，干脆用格言、语丝的形式表达一些观念和概念了。我个人认为，朱苏进式的军旅小说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