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多极化的文学与现实（1/4）

近年的文坛，似乎有些沉寂。表面上看，连珠炮似响起的佳作见少了，有口皆碑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读者对文学那种狂热的偏爱，开始变得淡泊。直面现实，总免不了有些惶恐，甚至油然生出几丝焦灼人心的悲哀。

莫非我们仅有七八年短龄的新时期文学，真的又到了穷途末路？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还能奢望什么“辉煌的时刻”！

倘若我们透过平静的表面，就会感受到里面多股潜流的冲击。倘若我们顺着这一股股强有力的潜流，做一些探颐索隐的工作，以前的惶惑，就会变成让人振奋的喜悦。那些焦灼，也便只是看到文学母体降生婴儿发生阵痛时的一种担心。做完这件工作之后，我们惊奇地发现，新文学已变作一个巨大的球状磁体。它的极性已不再是一个两个，而是多个极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地形成了各种磁场。

这种多极化已不单单表现在形式方面，更重要的是作家艺术思维的方法，已不囿于过去一贯的共性思维，而转向了多个自我思维模式的相互不可代替。这种现状对我们的文学走向更广阔的空间，产生无愧时代的巨著，提供了可能。以下就对这种多极化现象的出现，以及与现实的必然联系，作些初步的探索。

一

多极化，首先表现在作家审美意识的分化。

时代发展到了发生什么样的奇迹，出现什么怪事，都不必惊讶的程度。经济的初步繁荣，对外开放带来的西方文化的渗透，使得我们这个民族的许多观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彻底的大变革，内部存在的新旧矛盾都以更加激烈的形式显现出来。民族共性的东西在慢慢地解体，具有鲜明个性的东西慢慢地在母体上滋生出来。这个古老的国度通身向外放射着骚动不安但又勃勃向上时代精神的光芒。

“文学像一面镜子，它反映着民族的精神和生活。同时，它又是一种事实，从里面可以看出一个民族所负的使命。”作家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都想尽自微薄的力量，来表现出这一时代精神对人们的感召，想去真实地描画出民族所负的使命。政治空气的日趋正常，又使作家在反映现实时少了许多的顾虑。他们不但敢于正视现实的种种矛盾，更重要的是不回避自身存在的矛盾。许多作家甚至在“天马行空”的狂劲儿、“白马非马”的邪劲儿之中，显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

一些对现实生活极为敏感的作家，如刘心武、张辛欣等，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竭力贴近现实，带着某种焦灼的使命感，大胆地跳入现实的矛盾涡流中，以敏锐的目光发现普遍存在而又亟待解决的矛盾，继续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而且，这种呼唤已不再停留于呼出问题，请人疗治的表层，而是用手术刀划破这个表层，把焦点放到更深的层次，从民族的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的最微妙处去揭示。也许他们对许多现象还不很理解，然而他们却深深地感受到了。正是由于他们紧紧地拥抱着现实，在可触的人物、事件身上，展开自己的想象，《5·19长镜头》《北京人》《公共汽车咏叹调》才显示出了真切、实惠、立竿见影的美学风貌。

另一些作家清醒地意识到了“一个民族文学的源泉，不可能是外部的动机，而仅仅是这个民族的世界观”。他们知道，“这个世界观就是它的精神的本质，是像对真理的直接启示那样，在它诞生时就一起带来，包含着它的力量、生命的意义和一种本能的、内在的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经过了十年的重新思索（因“文革”中断了这种思考，它的历史渊源，后面将论及），终于在一些偶然的个体的摸索中，共同自然而然地发现了：自己这个国度的几千年历史太过凝重了。民族的个性不知从何时起就已定型，千百年无变化，反倒成了没有个性。终日迷信自己的古文化而不求变更，反使这古老的文化失去了活力。民族心理在这文化和历史的界定中缺少了鲜活的东西而变得麻木了。他们又发现：民众（甚至包括自己），许多年来都生存在一个锁闭的空间之中，终日按部就班地活着，而实际上民族自身的活力在极为平淡的日子里悄无声息地凝固、僵化，甚至退化了。固然这个民族不会变作一个古巴比伦，还在顽强地生存，然而却活得非常可怜乃至悲哀。

这种思索过后，他们变得冷静起来。他们也饱受现实生活的灼烧，但却能瞅得机会跳将出来。现实与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他们发现了一条长卷，而历史则镶在其中。他们敏感地意识到这转瞬即逝的现实和那悠悠的历史中间有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缕缕牵连。尤其是在目光落在刚有温饱的农民身上之后，他们感到慌乱不安。八亿中国农民的命运像有魔法一样攫住了他们。农民身上，历史的烙印太多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深深地钳入他们的骨髓之中。他们忠义、仁慈、善良、勤劳、超脱、坚韧，过得凄凄惨惨，却又乐乐呵呵。他们笃信天命，却又为着什么默默地苦斗着……

面对着至今仍充满深刻矛盾的农民，这些作家开始了苦苦的寻觅。他们深知，若是单纯地摹仿现实，即使达到十分的真实，与改变农民的现状又有何补！这样的作品真实的上面拖着一条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