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竹林七贤（2/7）

，又何必对当局立场鲜明地不予合作呢？即使嵇康不能算是曹氏、何晏一党，却终究为信奉传统儒家思想的统治阶层所不容。

同样为竹林七贤核心的阮籍在处世之道上就要比嵇康灵活多了。阮籍三岁丧父，家境清苦，但少年阮籍十分好学，酷爱研习儒家诗书，常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做人的榜样。阮籍成年后又开始崇奉老庄之学，看到正始年间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夺利的景象，阮籍采取的是在政治上谨慎避祸、明哲保身的态度。然而阮籍毕竟有很深的儒学根底，内心深处常怀济世之志，所以正始初年，阮籍便已出仕，在时任太尉的蒋济府中做掾属。当阮籍逐渐看到曹氏和司马家争斗得越发激烈，感觉时局越来越险恶时，便以生病为由辞官归家。其实阮籍的内心是倾向于曹魏皇室的，所以后来又做了曹爽的参军。直到曹爽被灭族，司马氏独掌朝纲后，阮籍觉得世事不可为，曹家恐怕是无力回天了，于是索性或闭门读书，或游山临水，时常痛饮一番之后酣醉不醒，对朝政之事绝口不言。阮籍虽然保持沉默，可并不拒绝做官。高平陵事件后，阮籍先是做了司马懿的从事中郎，后来又分别在司马师、司马昭的府中任从事中郎。从事中郎算是主官的近臣，随侍左右，属于可闲可忙的职位。阮籍是既要明哲保身，又要常伴于最高掌权者身侧，毕竟阮籍出身清贫，这份俸禄和待遇还是阮籍十分需要的。后来司马师为了笼络人心，大肆封赏，就连阮籍这样无关痛痒之人都被赐爵关内侯。虽然关内侯只是个虚职，但却享受一定数量的食邑，这恰恰是阮籍想要的，既不用干活担责任，又能享有待遇，何乐而不为呢？放到现在，这种只想躺平混日子的官员是一定要被清理整顿的。阮籍后来又任步兵校尉一职，步兵校尉是中央朝廷的属官，但不像散骑常侍那样与皇帝走的很近；虽然是武职，但不掌兵权，不会给司马家造成压力，引起司马氏的猜忌。这种职务实在太适合阮籍这样不想作为之人，所以阮籍在步兵校尉的位子上一干六、七年，时人都称呼其为阮步兵。有了这么舒适的职位待遇，阮籍更加过起了虚无放诞，纵酒豪饮的快乐日子。司马家的心腹钟会多次探问阮籍对时政的看法，阮籍一见钟会就摆酒款待，然后把自己喝得酣醉后便躲了过去，钟会每每拿阮籍却毫无办法。阮籍的文学造诣同样很高，著有自述诗集《咏怀诗》八十二首，在三曹四言诗的基础上撰写出五言诗，为后世组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阮籍也是魏晋玄学的重要人物之一，写有《通老论》、《达庄论》等这样充满哲学思辨的文章，其深层含义反映出阮籍对现实的失望以及对生命无常的感慨。阮籍只有在与那些竹林朋友们聚会时便显出崇尚自然，排斥名教的通达观念，显得离经叛道。可一旦回到现实中来，阮籍则绝不与当权者作对，或进行巧妙闪躲，或借酒醉装傻充愣。阮籍对司马氏绝不像嵇康那样采取硬顶的态度，而只是一种消极的不合作，是以庄老的手法应对官场的世俗。直至最后司马昭晋封晋公时要求阮籍写劝进表，阮籍不得已竟然边喝酒边草拟文稿以示敷衍。然而，阮籍在写劝进表两个月后就发病身亡，谁说阮籍之死不是因违背初心却又不得已而为之导致内心的愤懑郁结呢？尽管阮籍比嵇康的行为处事更加灵活洒脱，但在司马家族的高压统治之下，不得不说两人都属于竹林七贤中悲情式的人物。

阮籍还有个侄子阮咸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与叔叔阮籍一起并称‘大小阮’。阮咸也是个放浪形骸，不拘礼节，好酒狂饮之人，时常与叔父遨游山林，参加一些名士举办的活动，所以才会被拉进竹林。阮咸在仕途上基本是一塌糊涂，后来的晋武帝认为阮咸沉溺饮酒，言行虚浮，所以根本不为当朝重用。阮咸的特长在于妙解音律，善弹琵琶，算得上是魏晋时期一位杰出的音乐家，著有《律议》一书，后来有人把改良后的琵琶就命名为阮咸。

竹林七贤中真正的老大哥非山涛莫属，山涛直到正始年间四十岁上才进入仕途。早年，山涛家贫，却表现的卓尔不群很有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山涛渐渐喜好庄老，常常隐居乡里，并不轻易表露自己的志向。在这段时间里，山涛与嵇康、阮籍等过从甚密，逐渐发展为竹林好友。直到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灭了曹爽集团，山涛索性归隐不问世事。巧的是，山涛有个远房姑姑正是司马懿原配夫人张春华的母亲，如此一来，山涛与司马家多少有了些亲戚关系。山涛从来以气度超群而与众不同，给人一种质素深广的印象。司马师后来见到山涛便说：“吕望欲仕邪？”意思是当世吕望要做官吧，可见在司马师眼中将山涛看作是姜子牙一般的人物，这样的评价实在够高。山涛是个很有见识之人，虽然之前信奉庄老，但在高平陵事件后，山涛觉得与其消极避世，不如做些实事，通过自己的才识去改变这个世界，即所谓治世为本，老庄为用，以为国做事的心态，用庄老无为和顺应自然作为处世之道，比起嵇康、阮籍等人的不作为态度，山涛的见地显然高人一筹。于是山涛被举为秀才，这时的秀才指的是具备优秀才干之人，并不是后世科举考试中的等级学位称号。山涛之后从郎中转为骠骑将军从事中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