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少年关公（2/3）

相依相伴，养育了无数代的人丁生灵。

有人曾说，盐池汪汪满溢的岂止是水，他是每个人都离不开的白花花的食盐，更是白花花的银子。可能也正是顺应了舜帝的“阜吾民之财兮”的美好祈愿，盐池孕育了一代代的商贾巨富，从春秋时代富可敌国的猗顿，至近代的晋商富户，都和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管子说过：“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尧、舜、禹三帝均建都晋南，除了这里具有平川沃野、气候温和等适合休养生息的环境外，临近和占有盐湖，便于取食盐，必当也是他们择地建都的一个重要条件。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谈及河东盐池：“周官有苦盐，不炼而成。”就说到了周朝时官方对盐湖的看重和控制。这里的盐自然结晶，只需要“集工捞采”出来，国家就能征收盐税，利国利民。从古至今，盐池一直是皇帝、官家和商人们关注的焦点。盐池所产生的利润也成了历朝历代官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代宗时，河东盐池每年的税收达到一百五十万缗(一千文为三百缗)，占全国盐税收入的四分之一，占国家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可见盐池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盐池的繁荣与发展，使得解州成为了一个经济文化重镇，全国各地的商贾巨富齐聚此地，带动了当地各行各业的长足发展，促使解州一地长久时间的商业发达，百业兴旺。

应当说，关公降生的时候，他的故乡依然是一片乐土。

但他降生前后，政局动荡不安，有大量的史料可以证明当时局势的混乱与凶险：东汉桓帝刘志执政年间建和元年（公元147年），至其终政的永康年间（公元168年），太后专权，宦官为患，天灾不已，匈奴鲜卑边关燃烽火，域内各地起义暴动，地方各自为政，天下大乱，民人相食，度日维艰。期间，公元155年，北匈奴叛乱与武陵南蛮反汉；公元156年，公孙奉、东郭窦山东起义；公元157年，朱达起义；公元159年，鲜卑雁门郡辽东侵犯；公元160年，劳丙与叔孙元忌起义；武陵郡蛮叛汉；公元161年，诸羌攻陷京兆、张掖郡、武威、并州等地；公元162年，长沙零陵人民起义；公元166年，党锢祸起等等的大事件，已使汉王室摇摇欲坠，朝不保夕。

关公故乡山西解州，却因其盐业为保障，农工商业十分发达，尽管也遭受大环境政治与经济重压与困扰，但是农业、商业的绝对繁荣与强势，仍然能使这一地区的百姓偏安一方，祥和度日。

东汉末年，虽然当时政局混乱，天下不宁，但汉王室在学术上依然是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理论主导着当时的文化主流。关公的童年，就沉浸在这种浓浓的儒家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循序受教。关公从小家贫，但他的父亲却十分注重他的教育，从小就以《易》训之，解州知州王朱旦授以撰勒《汉前将军壮缪侯关圣帝君祖墓碑记》有文：“……明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圣帝……帝生而英奋雄骏，既受春秋易，帝通淹贯，以古今事为己任……”《三国志》裴注所引《江表传》之“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关公从小被父亲以“春秋易”作为他启蒙教育的主体思想，这为关公以后践行春秋大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公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是快乐的，这种快乐源自解州一地盐业发展，而带来的当地社会稳定的原因。当时，解州之盐，远销豫、陕、甘、冀等地，一条条繁华的运盐之道，让全国的生意人涌向此地，远至西域、胡人、羌族等等，其中不乏一些文人墨客、武行外道、旁门左道、梁上君子等，形形色色的人怀揣不同的目的来到了解州，让这座小镇迅速的发展成为农商重镇。在现今世界最大的武庙——解州关帝庙中，关公驾前的官员是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单从这一点就能证明当时聚集解州的人群，来自五湖四海。在外来的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彻底改变了关公一生命运的人——胡先生。胡先生具体名讳，已经无从考证，据说胡先生为胡人，饱读史书，又是一位武术行家，胡先生到底是汉人，还是胡人，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佐证，据解州当地人讲，胡先生肯定不是本地人。笔者觉得，胡先生具体是哪个地方的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的出现，改变了关公一生的命运，有这么一条就足矣。

大概在关公十岁左右，胡先生已经在解州本地开馆授徒。据传说，关公是属于“老生子”，即其父得子较晚，甚是宠爱，又由于其父亲与外迁来的少数民族兄弟友好，关公便早早骑马玩乐，上山猎物，下滩捉鱼……极尽孩童之乐。一日，关公和小朋友们玩耍到当时胡先生开的学馆旁，听闻学子的朗朗读书声，如醉如痴，久久不愿离去。胡先生发现后，非常好奇，就问了关公好多问题，关公都对答如流，这让智慧睿达的胡先生非常的欣喜，觉得关公聪慧过人，是个可造之才，于是便分文不取，收关公为弟子。胡先生慧眼识人，若干年后发生在关公身上的一切都充分地证明，胡先生当年的确没有看错人，关公绝不是一个池中之物。

关公师从胡先生后，勤奋用功，如饥似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