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太康之治的两面——腐败中建国（1/3）

本节概述：西晋统一全国后，出现了十年的小康社会，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买官卖官、虚荣攀比等社会现象凸出，石崇王恺的斗富程度更是史无前例。宫廷内的司马炎拥有佳丽万千，羊车望幸。

干宝在《晋纪总论》记载：“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馀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乐其生，百代之一时也。”这便有了，太康年间天下无穷人的说法。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至太康十年（公元289年）这十年期间，是西晋比较繁荣的时期，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短暂的繁荣局面，史称太康之治。

陆机从江南来到洛阳后，写下一篇文章，专门记载洛阳城的繁华。

《洛阳记》：

洛阳城，周公所制。东西十里，南北十三里。城上百步有一楼橹，外有沟渠。

洛阳城内，西北角有金墉城，东北角有楼，高百尺，魏文帝造也。

云台高阁十四间，乘风观阁十二间。

洛阳南宫有承风观，北宫有增喜观，城外有宣阳观、千秋、鸿地、泉城、扬威、石楼等观。城外有鼎中观。

宫中有临高、陵云、宣曲、广望、阆风、万世、修龄、总章、听讼，凡九观。皆高十六七丈，云母窗，曰曜之，有光。

三市，大市名也。金市在大城西，南市在大城南，马市在大城东。按：金，市名。商观西兑为金，故曰金市。

铜驼街，在洛阳宫南，金马门外，人物繁盛。俗语云：“金马门外聚群贤，铜驼街上集少年。”

汉洛阳四关。东成皋关，南伊阙关，西函谷关，北孟津关。

城南五十里有大谷，旧名通谷。

紫微宫有一柱观。

太康元年，西晋颁布了户调的法令（国家以户为单位向农民征收赋税）和占田法、课田法，农民在这样的制度之下获得的粮食，除了缴纳之外都归自己所有，这些措施有力的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人民安居乐业，人口显著增加。

屯田制起源于汉朝，主要施行于边界地带，军队一边开垦农田自给自足，一边戍卫边疆。曹魏时期，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在许昌附近进行屯田。屯田的土地主要是一些荒芜的土地，老百姓和流民应召也可以进行耕田，所以屯田分为民屯和军屯。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缓解了社会矛盾，遂即推广开来。在民屯中，官府提供土地，收获的谷物按比例分成。用官牛者，官六私四，不用官牛者，官私对分。虽然是一种剥削制度，可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曹魏后期，官私分成比例极端化，以至于到达了官八私二，民屯的耕种者离开农田，不再从事生产。许多士族豪门也开始剥削农民，强行占有土地，屯田制遭受破坏，于西晋建国前一年被废除。

灭吴后，西晋颁布新的土地制度：占田法、课田法。一名男子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合百亩，分别以其中五十、二十亩征收赋税。官吏根据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并且根据官品高低荫亲属，多者九族。国家承认了个人土地的合法性，限制个人土地的占有量,如果超过数额即为违法,但是怎样制止违法，并没有规定。该制度下的百姓，除了缴纳赋税之外，剩余粮食全部归自己所有，极大刺激了百姓的积极性。当时天下无战事，赋税平均，百姓安居乐业。

《晋书·地理志上》记载：太康元年，全国有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户，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人。实施占田法、课田法后，南朝刘宋的裴松之《三国志·陈群传》中记载:“按《晋太康三年地记》，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吴、蜀不能居半。”两年之间，西晋人口增加了一百三十余万，可见该制度下的人口增幅。

在新的土地改革中，官员们占用了普通百姓的十几倍甚至百倍的土地（一顷等于一百亩），他们不仅不用交税，而且还拥有较多的免税名额给予自己的亲属，这就使得税收的重担统统压在了百姓身上，还好和平年代人口得以增长迅速，有大量的普通百姓做“分母”，在分子比分母这个比例式当中，官员们所庇护的“分子”才不至于显得那么夸张。但是，久而久之，百姓们为了避税，选择成为藩王、世族大家们的佃客，政府财政逐渐减少，加之被分封的藩王们势力大增，就为后期的八王之乱埋下了祸根。

虽然底层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可是社会上层已经固化。当时西晋沿用的选官制度是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尚书左仆射刘毅，上奏章说：“上品官员没有出身寒门的，下品官员没有出身大族的。”他建议废除九品中正制，汝南王司马亮和卫瓘也表示认同，司马炎觉得他们的建议很好，可是改革制度谈何容易，所以最终没有实施。

后来，司马炎在太康元年颁布了一条失败的政策，他认为天下统一，便废去了州郡的部队，在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小郡设置武吏五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