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朝鲜佛教史（2/7）

机构，也致力于慈善事业的发展。1975年，韩国政府在佛教徒极力请愿下，明定四月八日佛诞日为国定假日，可见佛教在韩国已积极展现出重生之姿。

附篇朝鲜佛教概论公元4世纪左右，中国佛教传入朝鲜半岛[24]，历经三国时代、高丽时代的王族拥护与朝鲜时代的崇儒排佛等转变过程，形成朝鲜的佛教特色，今日韩国已由保守的山林佛教逐渐走向现代化，落实人间的弘扬。

三国时代，佛教初传朝鲜半岛，与民俗信仰相融，用以禳灾祈福，发展到6世纪初，已高僧辈出。高句丽的佛教于7世纪顷，因道教盛行而没落，但依然有几位中流砥柱的高僧。百济以律宗特盛[25]。三国之中以新罗佛教最盛，留华僧侣带回中土经论之学，三论、华严、法华、涅槃等教理已在此间弘传[26]。

新罗统一朝鲜时（668—935），正值中国大唐佛教全盛期，有义湘入华依止华严二祖智俨，三年后，返国弘传华严宗[27]；圆测少年留华，专学唯识[28]；惠通弘传密法，为真言宗祖师；创建通度寺的慈藏律师亦曾入唐参学南山律宗三年[29]。另外，元晓自立华严宗，与义湘各成华严两派[30]。禅宗最晚传入，却发展快速，于新罗末期达于巅峰，逐渐形成禅门九山[31]：洪陟系的实相山派、道义系的迦智山派、梵日系的阇崛山派、慧彻系的桐里山派、无染系的圣住山派、哲鉴系的师子山派、道宪系的曦阳山派、玄昱系的凤林山派、利严系的须弥山派。新罗佛教初期依然充满王权贵族专属的色彩，在元晓等高僧的努力下，佛教开始流传民间[32]，也逐渐脱离中国的传承，树立朝鲜佛教独特的教学。

高丽时代（918—1392），正值外敌入侵与国家混乱的局势（契丹与蒙古相继来犯），佛教扮演“祈福禳灾，镇护邦国”的角色，深受王室尊崇。太祖广建寺院，办诸法会，以“十条训要”明示后代要信佛护教[33]。一时诸宗竞起，可谓禅、教并行的时代[34]。光宗王时，开启高丽文教的盛世，并设僧伽科举制度，授予僧阶，称“大选”或“佛选”，华严宗的均如亦深受其崇信。文宗王时，法相宗的韶显刊印窥基的章疏三百余卷，决凝为华严龙象，海麟为法相巨将，瑜伽大家鼎贤国师则历受成宗、显宗、德宗、文宗四帝礼遇。宣宗王（1084—1094）崇尚佛教，敕准普济寺贞双等之请求，令禅宗九山的僧侣比照进士制，三年一选。其后，大觉国师义天[35]力弘天台，至肃宗王六年（1101年），又开天台宗的僧选，此称“宗选”，原来兴盛的禅宗逐渐衰颓，影响整个高丽佛教界[36]。

高丽时代的佛教在宫廷流于禳灾祈福、权贵依附，而民间则注重实修真悟，淡泊出尘。朝鲜禅宗到了知讷禅师时（即佛日普照国师，1158—1210，约南宋高宗至宁宗时代），立曹溪山修禅社（即今“曹溪宗”的由来）中兴禅宗，其思想理论影响后世韩国佛教[37]。二世慧谌编辑古德法语课徒，并采用祝祷仪轨，形成高丽禅宗独具的特色。

朝鲜佛教以高丽王朝为黄金时代，其主要发展乃在禅宗。此一时期的著名禅师还有再兴高丽禅观的梵僧指空禅师、中峰国师的重法孙千熙国师、末期龙象慧勤禅师。此外，太古普愚和尚曾于1346年时入元，得中土临济禅宗付法，回高丽后，建圆融府统合九山，曹溪宗禅风披靡整个佛教界，后来被尊为现代韩国佛教之祖。

高丽灭亡后，朝鲜建国，推崇儒家，佛教因而备受压抑排斥。朝鲜历代皇帝（1392—1895）多采取反佛政策[38]，佛教诸师则力图振作，如无准己和撰《显正论》驳斥排佛论；临济西山休静曾率领义僧击退日本外患，大振禅风，今韩国僧众多属此法系。另有晦庵定慧著《华严经疏隐科》、《禅源集都序着柄》，与镜岩应允二人并称教禅两宗的大宗师。

朝鲜末年，佛教诸师的努力获得实质的重视，终于在1895年解除僧侣不得入京的禁令，不久于京师建元兴寺，并设置“朝鲜佛教总宗务所”，佛教方得中兴。1910年，日本并吞朝鲜，京城佛教人士为了避免朝鲜佛教偏于禅教两宗，乃取圆修之义，于觉皇寺成立“圆宗宗务院”，并和日本曹洞宗缔结联盟；反对派则于1911年召集南部各寺共同在松广寺成立“临济宗宗务院”，尊太古普愚和尚为祖师。是年，日本政府发布法令，将朝鲜佛教分为三十个本山；翌年，日本当局以京城觉皇寺为中央布教堂，将朝鲜佛教称为“禅教两宗”。1925年，朝鲜佛教南北二派摆脱日本政府的监督，联合组织“财团法人朝鲜佛教中央教务院”，作为中央统一的宗务机构，统辖全国佛教，不久将宗名改为“曹溪宗”，以太古寺为总本山。

朝鲜在日本统治结束后（1945年），分裂成南北两个国家。南方韩国因“事判僧与理判僧”的问题，历经数年争论，遂分出维护传统清净僧团的理判僧“曹溪宗”与事判僧“太古宗”。西风东渐后，韩国佛教宗派林立，在时代的需求下，日趋现代化。至1998年止，韩国已登记立案的佛教团体有五十四个，其中以曹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