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越：如何面对生命的残缺（1/6）

诚实面对 自 己 的不完美，人生就能 由难而易

张越，1965年出生于北京，毕业于******。当过中专教师，做过自由撰稿人，尝试过做电视编剧，从1995年底开始，担任*****节目主持人。20年间，张越主持过《半边天》《音乐人生》《夜线》等电视栏目。

因为肥胖，张越曾经常常被人嘲笑，年轻时候的她常常以极端的方式回击。后来张越逐渐意识到，每一个生命本质上都有各自不同的残缺，只是有人在生理上，有人在心灵上，没有任何人能够幸免。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张越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种新的平等观在她心中逐渐形成。

2011年，张越和朋友一起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它基金”。她认为，对动物的虐待和伤害，终究会导致人类对生命的漠视，保护动物的本质事实上是保护人类自身。

媒体评论说，张越是一位远离喧嚣，能以批判眼光自省的主持人。她的节目大多聚焦在大时代中被漠视的普通个体的人生境遇与精神困境之上。张越说成就自我的关键是两个字：“老实”。这种老实一是老实本分地始终忠于自我，敢于为理想坚持，也敢于勇敢舍弃；二是一旦决定的事就老老实实努力，不走捷径，不贪欲念。

我终于学会了倾听

毕啸南：当年红透中国的《半边天》节目，仿佛在一夜之间确定了你在屏幕上特别犀利敢言的女主持人形象，那是真实的你吗？

张越：不完全是。非常偶然的命运，我从1995年开始从事这个行业，那个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准确地说应该叫“司仪”，就是打扮得很漂亮，站在那儿说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之类的。我那么做了两期，有领导看了以后说你干这个干吗？你又不是演员出身，也没学过播音，不管是身体姿态、外貌，还是表达都不理想；你的能力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对问题有看法，并且能表达出来。从这一点出发，应该给我开一个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节目。

正好那时候*****的一些年轻制片人想学做美式的脱口秀，特别想找一个能做这种节目的，他们觉得我或许可以，于是就给我设计了一个节目，设计成每期由我采访一个有能力、有名气、有人生态度的男性，由我和他做两性问题的争论。在节目里，我不是裁判，而是下场踢球的队员，而且不能输，只能赢。所以我上场就是去“杀人”，但其实我“杀”不了人，那些中年男人也不会通过一次谈话就改变自己的价值观。但我的主持态度确实跟以往所有的女主持人不一样，没有那么温良恭俭让。可笑的是，为了寻求和男嘉宾的对立，每次我都是准备好了一整套观点和说辞，可那不一定完全是我自己的观点。但很快，报纸上就开始说中国出现了鹰派主持人，用来形容我的都是“咄咄逼人”“犀利”“机智”“锋利”之类特别厉害的词。

那时我还年轻，也有自己的职业虚荣心，于是人家越说你要“杀人放火”，我就越愿意在节目现场变得厉害，为抢了别人的话感到满足。之后有次遇到一位涵养好的嘉宾，不跟我吵，我当时觉得挺羞愧，我的能耐没完全发挥出来，节目录得不好看，那位男嘉宾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录完后还向我道歉。结果那一期节目播出的效果特别好，许多观众写信来要求我转给他，全是情书。

之后我开始觉得，一个主持人只有让自己的嘉宾表达出真实的自我，才能做出好节目。自那之后我开始慢慢调整，后来差不多有两年时间不再做主持人。

我去找领导，说我不做节目了，我觉得让我谈的那些我都不想谈，我没有价值感。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想谈什么。

年底前发奖金本该是一年中最高兴的时候，可我领完了一沓钱，却难过地哭了。我觉得自己干的那些事情没意思，我不喜欢。我工作不能光为了骗钱。电视台是一个公众平台，我总得干点儿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这一停，就将近两年，除了跟朋友聊天、看书，（我）什么都没做。当然（我）也会焦虑，主要是没有收入，电视台给的1000多块钱底薪不够过日子。

完全没钱的时候，我就去催别人给我稿费，因为我以前给报纸开过专栏，不少稿费都还没领，其实没有多少钱，原来想不起来，那时候因为穷就全想起来了，掰着手指头想。等一拿到钱，我就高兴地叫朋友出来吃饭。

有时候在社交场合会碰到一些同行或者明星，他们会说我真是太可惜了，之前挺红的，怎么就折了。不过我完全没有这种看法，而且在这期间我不断（地）跟身边的普通人聊天，卖菜、修鞋的都聊，都是真实的生活故事，比我以前那些空洞的话题有价值多了。这些滋养慢慢地就形成了之后的《张越访谈》，就是在生活中寻找一些有独特经历又有表达欲望的普通人。而这些普通人能映照出一代人、一群人的影子。我就对领导说，我又想做了，我想去采访人。

那时深圳有一个叫胡晓梅的广播电台主持人，之前是个打工妹，混不下去想离开深圳。在最后一刻，她坐上游览巴士想要看一看这个自己奋斗过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