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方：灵魂需要真实表达（1/5）

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因为失去真实与自 由而失败

万方，1952年出生于北京，16岁去东北插队，开始尝试文学创作。20世纪80年代初，万方以小说《杀人》引起文坛瞩目，随后进入自己的创作高峰期。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她编剧的电视连续剧《空镜子》轰动一时，万方也由此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身为著名剧作家曹禺的女儿，万方长久以来没有涉足话剧创作，其中的原因一部分源自她对父亲剧作的高山仰止，另一部分也源于万方自己对戏剧创作的敬畏。直到54岁时，由万方任编剧的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才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搬上舞台。尔后，她佳作频出，《冬之旅》《报警者》《新原野》都受到了普遍好评。

在长期的创作过程中，万方对自己笔下女性命运的起伏跌宕感同身受，对生命和情感万方有着更为深刻的见解。在《女人心事》的序言中，万方写道：“女人一生最黑暗和最耀眼的，都是婚姻和爱情。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这是万方长久以来的思索，也是父亲曹禺的三段婚姻生活带给她的启示。

身为从小接受家庭熏陶的文艺创作者，万方深切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化，但她相信艺术创作的原理并未改变，恐怕也不需要改变。

父亲给我压力也给我动力

毕啸南：您怎么看待曹禺的女儿这个身份？

万方：曹禺女儿这个身份确实经常会被人提到，尤其是前些年我写的电视剧《空镜子》播出的时候，采访或者是朋友间（说起）都会说“这是曹禺的女儿”。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曹禺的女儿，我觉得有压力吗？我很本能地回答说没有。父亲就是父亲，作为女儿，我没有觉得他是一个了不得的人，著名的剧作家，他是一个非常善于像朋友一样和孩子相处的爸爸。2006年，我的第一部话剧《有一种毒药》在首都剧场演出。因为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件大事，那天去剧场的路上，我就跟爸爸说：“爸爸，我的戏要在首都剧场演出了。”这时候我忽然心里一动，我想，看来作为曹禺的女儿，这么多年来我其实是有压力的。这个压力是什么？实际上就是他的那几部作品，一直压在我头上，让我不敢写戏，不敢写话剧。就是觉得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也许达不到他的高度。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作为曹禺的女儿，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从他身上遗传了一种性情，或者说是素质，就是敏感。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敏感是非常珍贵的一种素质。因为你要写人，你要塑造人物，你就需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本领。当然，同时你还要能跳出来，否则也没法写了。

毕啸南：从你的角度来讲，曹禺是什么样的人？

万方：爸爸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人，用一句话说，我觉得他就是一团感情。他是一个感性动物，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周围的一切、对于他自己的经历，他都以感情来面对。他不是一个战士。他有思想，但他不是思想家，也不是哲学家，他就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写作的人。

我觉得他的性格其实是比较懦弱的。他很小的时候，十来岁的样子，那时候我爷爷在通化当镇守使，军营里经常有军号声，听到后他会非常难过，甚至流泪。我爷爷就问他，你这么小的孩子，哪来那么多哀伤？我想这是他的一种天性。我说他懦弱是指，面对痛苦的事情，有的人会睁大眼睛迎上去，而我父亲，他面对痛苦的时候，会低下头、闭上眼睛。他不是那种遇到不公正的事情会站出来争辩、抗争的人。我觉得他的勇敢都在他的作品里了，他把一切情感都倾注在自己的作品里，他是用作品说话的人。

如果说他的性格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真诚。如果允许自由表达，我觉得他的喜怒哀乐一分钟都不会多停留在心里，都会立刻像地下的泉水一样喷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是一个悲剧。他在23岁就写出了《雷雨》，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都是经典，但太少了，应该有更多的，我觉得这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遗憾。

他这一代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苦难，很多人都和他一样，像沈从文，后来也改行去研究古代服饰了。你说后来他心里有没有话想说？我想肯定有。但如果不能真实地表达，我觉得他可能就觉得那干脆就不表达，或者说也不会表达了。

这一点我今天也

有同样的体会，作为一个精神领域的创作者，在我需要创造力的时候，如果不能够自由地表达，可能我就要失去创作的能力。

毕啸南：说到家庭，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家庭单元，应该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万方：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在家庭环境中才是最真实的自己。每个人在社会上，可能会戴上面具，可能会扮演角色，但不可能永远戴着一个假面具。而在家庭里，配偶或者子女是你最亲密的人，要维持最长时间的关系，所以会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反过来说，每一个人在家庭中所获得的或者受到的影响，应该说是最大的。

我父亲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