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是一种环境（2/3）

何将某种可能被忽略的商品，从超级市场里突出出来，充分体现其物质价值。在寒冷的冬季，想要取暖，只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通过各种设备和材料进行取暖，第二种就是进行充分的身体锻炼。法国电影正像第二种取暖方式，具有强烈的思想穿透力。

一个人总是在他生活迷惘的时候，才会有深刻的思虑。爱不需要环境，环境却离不开爱。爱不需要文学，文学离开爱就会成为连篇废话，就会变得粗鄙、胡说八道、不负责任甚至是竞相展示无耻与无知的非文学。

环境直接影响着作家的生存方式和写作方式，并制约着文学的发展。

法国作家贝尔纳·克拉韦尔的《冬天的果实》我最近才读到。我喜欢他那天才的笔墨：可恶的战争结束了，日子不仅仍然黯淡凄凉，甚至在很多时候比战争期间还艰苦，该有的都没有，想要的要不到，尽管小说中的主人公一直在坚持，一直在让自己振作，哪怕还有一丝力气也要用来往前走，然而沉重的日子终于耗尽了他们的生命。中法两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在语言上，汉语和法语同为人类所拥有的少数极为优美的语言；在文学上，中法两国作家一直将自己所拥有的现实主义风格作为主流；在民族性情上，中法两国的人民同属勤奋勤劳并经常选择用暴动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在经济上，中法两国亦是长期以农业为主体；还有一点相同之处，法国曾被德国所占领，中国曾被日本所侵略，两国都曾经有由大批投敌

的法奸或汉奸组成的***。在阅读法国的“战痕文学”时，几乎处处都有似曾相识之感。汉语中的汉奸一词，与法语中的法奸一词，是中华民族和法兰西民族胸口上一道总在隐隐作痛的伤口。它是中国和法国的家丑。自己说起来心痛，别人说起来除了让人心痛之外，还会感觉到一种额外的耻辱。

一九八八年秋天，爷爷去世之际，我写过一组以二战时期日本侵略中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爷爷还很年轻时，从乡下来到武汉替人织布，有一天他在街上无缘无故地遭到几个日本军人的毒打，一起进城的同乡将他当成死尸运回乡下，靠着乡下郎中的草药，在整整躺了十五个月后才重新站起来。被日本军人打烂的胸口上留下一个指头大小的窟窿。小时候，我们特别怕那个窟窿，总以为可以从中望见爷爷的心脏。那年秋天，爷爷胸膛上的窟窿开始往外流血水，半个月后，爷爷就死了。爷爷的死仿佛让我经历了那场我本没有经历的战争，那个留在爷爷胸膛上的伤口也成了时空隧道，不知不觉中就将战争的残酷与**转移到我的身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与日本有关的一切抱着极端的仇恨，家里没有一件日货。直到有一天，儿子也开始在我面前表现出对日本人不共戴天的仇恨，第一次听见儿子说出那样粗野的话时，我的内心发出一阵震颤，并在突然之间想到，已经过了三代人，这场仇恨难道还要延续到第四代人身上去吗？不管日本人如何看待他们国家曾经的罪恶史，对我们来说首先要问自己如何面对世上最让人觉得可怕的仇恨。从那以后，我试着强迫自己一点点地改变，并慢慢地发现日本民族其实有许多值得我们尊重与学习的地方。恨是面向过去的，是倒退的，是一种原始的欲望，过多的仇恨只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肮脏。而爱是面向未来的，是向前走的，是将人的原始欲望转变后的一种伟大的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中法两国的文学，需要作家们深思的东西更多，从仇恨的起点出发，要达到爱的终极关怀，所走的路途远比俄罗斯文学、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更为漫长。与《冬天的果实》的环境一脉相承的还有加斯卡尔的《死人的时代》，一如爷爷之死触动我对那段历史的写

作，对于二战，中法两国的作家们，不难达到从爱到爱，然而在结果与起始之间，因敌方与同胞共同犯下的罪恶，那些本该是恨的过程，不断地为我们设置着比恨还令人痛苦的陷阱。事实上，这种情况对中国作家来说更为严重：作为侵略者一方，日本的国家机器甚至不肯承认那铁证如山的罪恶。二〇〇三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说，他只听从真诚与良知的声音，所有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都是循着真诚与良知的召唤走到这个木制的演讲台上的。库切的话让我想到那位使历史为我们这个时代自豪的南非总统曼德拉。上个世纪末，曼德拉从监狱里走出来后，有无数理由在那里等着他，让他对那些残酷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实施正义的惩罚。伟大的曼德拉先生偏偏选择了他认为最正确的选择：和解！他让许许多多的施暴者坐到受害者或者他们的遗属面前，回忆当初所发生的一切。相信人并对自己国家充满信心的曼德拉先生的确找到最珍贵的钥匙——爱！南非两大族群之间与仇恨和解，足以让全人类引以为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讲，库切之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意义应视为这个世界上所有清醒者共同的荣誉。我宁肯相信，库切只是他所在国家各个族群的代表，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发给由他来体现的充满仁爱的崭新环境。从曼德拉的南非再到库切的南非，看得到因为政治而发生的众多仇恨，在爱的名义下不断地蜕变。不要在乎别人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