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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离开了故乡。送了点烟酒给村长，把身份证的出生年份提前了两年。我像扔掉破衣裳一样带着永不回归的决心出了门，一出门就把故乡甩在了脑后。庄稼地、父母之间的战争，再就是那帮不怎么谈得来的朋友们，没有一样我真心留恋。谁也没有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永不回归的命运。我没有选择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既然我天生就跟你们不一样，我就会不一样到底。我选择的是从前闻所未闻的小城市，干的是他们闻所未闻的工作——保险推销员。

我几乎是恶狠狠地甩掉了方言，改说普通话。普通话，过滤掉了方言里的粗鄙和生硬，使人获得来路不明的神秘感。普通话里也没有非用不可的俚语和脏字，这些都对人的形象有提升作用。不过，十多年来，我还没有学会用普通话数阿拉伯数字，一涉及数字，我会立刻改用方言，才能保证速度均匀，不结巴，不出错。十年后，即使梦见童年和家乡，也能用普通话跟乡亲们打招呼了。不过，光改掉方言并不顶事，我还是稀里糊涂，自动地、无声地听从他人对我们的划分，你自己乐不乐意不起作用。那些跟你素不相识的人，那些长着慧眼的人，会自动把和你一样来处的人划分在一起，你在内心究竟想逃多远，都没有用。

我进城的第一个住处是条小巷，我们总能找到破敞的、聚集着同样贫穷者的房子。巷子深处的一排排房子结构陈旧，年代久远，被它的主人们弃置不用。外墙内壁和走廊都钉着、悬着许多电线，粗细不一，上面爬满了油污和积垢，正是懒得打理和修饰，它才会被大大方方地廉价出租。房子的内部，用简易板隔成一个个五平方米大小的小笼子。和我挤居在这些笼子里的有卖菜的、修鞋的、送水的、修自行车的，他们每天一大清早就像芝麻一样洒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到了晚上，又魔术般地集中在一起，到处充斥着粗陋衣衫和粗暴性情的忙乱和喧嚷。

夜深人静之时，这房子的漏洞才真正显现出来。东家打喷嚏的声响、西家的锅铲在锅里的搅拌声，孩子的欢闹、大人的呵斥声，搅和在一起，毫无隐私可言。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苏丹红”的真正恶意，我租的院子里墙边就堆放着许多“苏丹红”，因为这个美丽的名字我记住了它。他们有他们的理论：这些城里人，他们太挑肥拣瘦，还不识货，光顾着好看。豆腐不白不吃、辣椒不红不买，他们净喜欢华而不实。卖纯净水的房子里到处堆满了空桶，白天他四处兜售的就是头天晚上的水。在水龙头上插根管子，把两块钱一吨的自来水灌进桶里，一桶卖六块钱。我经常经过他的门时，心里都警告自己：

再有钱，也不喝桶装水。

修鞋的也有自己的看法：

要是搞到钱，到商场的

电梯口租个摊位，我修一双鞋就不是一块钱，是十块钱了。

我们住的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电压不稳，虽然每间房子里的灯泡黯淡无光，不过还是经常断电，有时一断就是整整一个晚上。只要电一断，房东就会叉着腰出现在巷子里，昂着头大声地训斥：

叫你们不要用热得快，受罪的还是你们自己吧。

所有用过热得快的人，都坐在静静的黑暗里，装着睡着了似的露出无声的调皮的笑。

那时候，食品安全问题还没像现在这么泛滥，但我们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身处那个漩涡之中，那是一种不停地恶性旋转的漩涡，单个的力量根本不能从这个风暴眼里逃开。我知道这些不好，但我觉得这与我无关。我很庆幸知道许多真相，庆幸认识他们，所以免于像其他人那样被骗。我当然不会吃加了苏丹红的东西，他们不会卖这个给我，我是他们的朋友。后来我才明白，欺骗是一个连环套，你纵容的是上一个，下一个就有可能置你自己于死地。

比起城里人，他们是开放的。除了他们的营生，我对他们其他方面也有足够的了解。我知道那位在小区里种花木的师傅唯一的儿子得了脑癌，正在医院等死。他每天看到我们下班，都会露出温和而凄苦的笑，他的头发没有因为风吹日晒而枯槁，却因为担忧儿子而雪白，他挂着那苦涩的笑等着儿子的死讯。经过我身边时，他那无能为力的微微摆动的手臂使我一再嗅到死亡的气息。还有一位搬煤气罐的师傅，他身上有一种难以容忍的怪味，在几丈开外我就能闻出是他来了。然而他对此毫不在意，那么多的鄙视和嘲笑并没有使他的笑容少一些，听说我买了一件一百块的裙子，他慈爱地说：

就是要穿好的，年轻时就要穿好看一些。

我穿到身上转给他看，他笑眯眯地点点头：

二子啊，你比城里姑娘还俊！

那样的慈爱，我的父亲都没有表达过。

他仅有的一双皮鞋因为爬楼过多，肩上的担子过重，数次打掌，换了鞋头。十年过去了，我的耳边仍然能回响他沉重的、沉重的一步步向楼上去的脚步声。这么说吧，如果他杀了人，我是法官，也不见得有勇气判处他死刑。

我不怕粗鲁和嗓门大的人。后来巷子里又搬来一位出租车司机。他开晚班。经常白天血红着眼睛从车里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