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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奶奶在我梦里复活后，我掌握了一个无人知晓的秘密，我觉得我奶奶在入殁的那一刻，她的灵魂如一缕轻烟从身体飘出，然后，每个晚上，到达我的梦里，为了她的口渴。我对未知世界有了一种深重的恐惧和敬畏，这种认识带着一种力量，它潜在我生命里，具备一种魔性、一种惩罚性，它让悔意一再到来。这悔意像一扇永不开启的窗户，死死关闭，透不进空气和阳光，让人喘不上气。

一种奇怪的德行在我身上产生了。我渐渐变得沉默消极、畏畏缩缩。既然暗中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审视着我，那么她迟早都会出来干预我、指责我。这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尚不清楚，我等待报应这种东西，我知道有。

我现在仍然记得电话那头轻微的叹息声，想起我对一凡倾泻而出的哭泣和忏悔，也想起他慷慨的陪伴和倾听，时至今日，我仍牢牢记得。

他说：许多人都在负罪中生存。一个好人不会意识到他自己是好人，而一个坏人，会从作恶中得到快感，而不是负罪感。当然，他还说了别的，但是，现在我能打捞出来的一定是最合我当年心意的话语。反复强调。

那天晚上，忧虑消散，画上了始料不及的句号。异乎寻常的安宁气息弥漫。我睡得极安稳，没有哭醒，也没有遇到奶奶问我要水喝。我此后一直受到那个安宁夜晚的诱惑，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给一凡，开口说话。

我五岁入学。矮个子学生，性格孤僻，把在家不被疼爱的处境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我从第一次跨进校门起，其实就把自己自动归为弱者的行列、受气包的行列、胆小鬼的行列。我得到了这种孩子应该得到的东西：嘲笑，冷落，红领巾被踩踏，本子上被画满乌鸦，拔河时被晾在一边，说句什么话一眨眼就被淹没掉。

这座学校，还有我两个表姐和我一起上学。第一次，当一个同学骂我妈妈的时候，我上去向表姐们求助。我的表姐，带着幸灾乐祸的表情告诉我：

有人挨骂，是因为她坏透了。

毫无疑问，她们是我们家庭战争的隐形参与者，她们的立场毫无悬念站在我奶奶那边。我一接触到她们的目光就知道她们指望不上。

另有一次，当另一个同学开口骂我奶奶的时候，我再次找到表姐，我奶奶作为她们的外婆，这回理应得到她们的支援，结果，她们仍然用她们的理论打发了我：

她说骂你奶奶，又没说骂我外婆。

可她骂的就是你外婆。

对着你骂就不是我外婆，对着我骂才算是骂我外婆。

母亲不喜欢我，家庭战争如此激烈，我又如此高调地拥护母亲，亲戚们也不喜欢我。

指望她们报仇雪恨怕是不能了。我们乡下骂人，一般都骂直系亲属，很少扯到外亲。而且这两个表姐人高马大，成绩优异，哪有人敢骂她们的外婆呢？我怏怏离去，以后，就算有人打肿我的眼睛，把我的胳膊拧成麻花，我也没找表姐们帮过忙。没有救星、没有同党，无能为力！混沌世界里唯有冷漠清晰异常。

有那么一些孩子，长着一张不合标准的脸，还不具备任何力量的时候就得接受无端的磨难。我后来见过一张自己小时候的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我的兄妹们依偎在我父母怀里，目光炯炯地看着镜头，把他们的精气神完完全全地表现出来。我站在前排右侧，头对着镜头高高昂起，而眼睛几乎没有看向镜头，而是看向天上。所以我厚大的嘴唇就更接近镜头，我的脸皮发暗，双臂笔直地垂下，身上像是捆着厚厚麻绳一样僵直，这可笑的姿态居然没人纠正。我的形象毫无保留地证实了自己是个不成器的笨蛋，无关紧要的傻瓜。这张照片是我平庸童年的最有力佐证，我的命运根本就毫无悬念。

拍这张照片的下午，我记得。那所房子、房子边上的滕萝花正三三两两地开放。一只鸡在地上刨坑，要抱窝了，我奶奶说。她挥动无力的双臂驱赶它。这些场景无法忘却，无力、忧伤，起先只是一个记忆，照相机使它变成画面，定格住。逐渐长大之中，画面里的困苦、画面里的硝烟、画面里小女孩卑微的渴望，许多新的认识和理解融入进来，使那个下午有了更多的意味，一再复苏，频频增添新的意味。

我是最想讨好母亲的孩子。许多年过后，我仍记得自己急于讨好母亲的心情。我对母亲的脸色极为敏感，为能和她保持一致而大费脑筋。她下地回来，我会第一个冲到她跟前，渴望她注意到我的想念。可事实上，我经常不能合她的拍。我小时候犯错误的时刻比任何孩子都多，我尤其喜欢摔跤，走着走着，即使是

平地，也会扑通一声突然倒地，我经常吊着膀子的样子把母亲恨得牙根痒痒。三岁的时候，我在一个黄昏走失，天黑的时候还没有找到。父亲发动全村人打着火把在一米多高的玉米地里寻找，到下半夜才找到差点儿活活冻死在地沟里的我，我们家由此欠了全村人的情；七岁那年我端着油灯烧掉了母亲仅有的陪嫁——一顶蚊帐；家里一只据说是祖上传下来的瓷坛也是我打碎的；直到我十四岁，割麦子时还割断过自己胳膊的动脉。

我母亲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