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义和团百年（1/4）

20世纪60年代，约在“样板戏”红火前，有过《红灯照》这样一出舞剧，不知为什么未能流传下来。可是舞台上手持红灯的义和团女战士，那靓丽英武形象，至今记忆犹新。显然，编导的创意，是从“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诗意而来，着重表现红灯照的“飒爽英姿”。最摄人心魄的，莫过于她们缠在头上的红色绡巾，飘舞起来，颇似一团烈火，更增添了几分英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腰围红带，头裹红帕，是义和团的标志装束。据《庚子拳变记日要录》载，1900年6月13日，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七日的傍晚，“外匪蜂屯阜成门外，门官不敢放入，而内匪喧哗迎接，老团载澜饬令开城，当夜即焚烧西城教堂数处”。这一天，是义和团达到鼎盛的日子，也是迅速走向败亡的日子。如果这些拳民知道最终以头颅和鲜血，不过是维持西太后的统治而已，也许就不那么急切地要求进城了，而若不进城，说不定会是另外一个结局。

那位管城的军官所以未敢开城，是因为很多人并没有按义和团的规定，统一着装，这说明当时的形势发展得太快，一部分团勇甚至来不及配备红帕红带，或更多的也许本非义和团，只不过随着进城来看热闹的郊县乡民，哪里想到找一块红布裹在头上。

从这一年的春天起，“肩挑负贩者流，人人相引习拳”，景山后墙外，成了练习神拳最活跃的场所。4月间，在东单西裱褙胡同内的于谦祠，出现京城内第一个坛口，招生收徒，公开活动。6月，冀中和顺天府各州县的团民，进入京城，日以千计，于是在外城地界，处处可见神坛拳场，练刀习武，念咒作法，烧香礼拜，号召九月九日起义，把洋鬼子都杀尽。因为，在西山煤矿洞内挖出一块据说是明代刘伯温的预言碑，这位中国的诺查丹玛斯说了，“待到重九日，剪草自除根”。因此，义和团所势更炽，声势之大，连董福祥的甘军士兵和御林军中的虎神营、神机营，也有数百上千人参加义和团的；凡属满人，皆系义和团骨干。

所以，到了6月13日，西太后允许义和团进入内城活动，这样，辅国公载澜才敢命令阜成门门官大开城门，让这支队伍进城。

载澜和端王载漪、庄王载勋是哥儿们，这位宗族当然拥护义和团，载澜本来怀揣着把动乱搞大、好乱中夺权的鬼胎，他真心想依靠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打败洋人和洋务派，自然希望将阵势做大，以便同宗的载漪的儿子，已册立为大阿哥（即皇储）的傅儁，好取代光绪，成为皇帝。遂以韩信用兵之道，多多益善，让义和团进到内城。他哪里晓得后果之严重。果然，当晚，义和团攻教堂、杀教民、扒铁路、烧火车、砍电杆、割电线、抢东西、砸店铺，火光烛天，京城大乱。

这一天，形势急转直下，因为慈禧太后终于下了决心，要依靠义和团了。从这一天起，京城内外，成了红色头帕飘扬的世界。

大凡潮流狂飙突起的时候，总是一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既有自觉的、真正的、诚心诚意的革命者，也有被胁裹的、随大流的、起哄架秧子的、趁机捞一把的，更有实质上的伪革命和反革命的，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用一种标志性的装束，以区别于老百姓和敌对阵营，便十分必要。

东汉末的张角起义，所以被官方称之为“黄巾贼”，就因为他们头裹黄布；清末的太平天国，所以被老百姓称之为“长毛”，就因为他们都留长发。外国也如此，当然这是比较反面的例子：美国三K党进行残害黑人的罪恶活动时，也穿起那白色的蒙头白袍；希特勒在慕尼黑小酒铺喝得醉醺醺地要成立纳粹党时，党员一律穿咖啡式外套，于是也被称作“褐衫党”。

这倒是推销积压商品的好机会，一百年前，义和团的“或腰红带，或蒙红巾”，肯定会将前门外八大祥店里的红布红绸，抢售一罄。几十年前，“文化大革命”波澜壮阔，红卫兵，兵必一箍；造反派，派必一旗，商店里的红布也曾供不应求过的。中国人之大呼隆，一窝蜂，也真是厉害。有一阵子，泡红茶菌，商店里买不到大口瓶罐；有一阵子，注公鸡血，菜市场里连鸡毛都不见；全国每天有七千万人练气功，这都应该申请上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那时，我在一座边远的小县城劳动改造，不但红布脱销，因为写大字报，最后连墨汁、毛笔、纸张也紧俏得不得了，不得不开上大卡车，到省城去采购。凡狂飙突起之日，也必是浪漫风行之时，学生可以不上学，工人可以不上班，大串联可以免费坐火车，到哪儿都可以像和尚挂单一样，吃饭免费，住房免费，这等便宜事，天底下到哪里去找？这种浪漫，在李自成进北京城后，也曾出现过的，他答应他的战士进城以后，天天过年，顿顿饺子。于是，整个北京城在剁馅，在擀皮，真正体现“迎闯王，不纳粮”的节日般的快乐。

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也达到了“开心之日”的境界，那时的“革命派”，一有精神，二有时间，三有公家大把大把的钞票，一夜之间，红海洋、语录歌、“样板戏”、红宝书排山倒海、铺天盖地而来，也就不奇怪了。无妨这样推想，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