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预警》答刘慧问（2/6）

都给退回来了。

我当新兵时，一个月的津贴是六块钱，以后军龄每增一年，月津贴加一块。好在那时候书便宜，几毛钱一本，我通过内部书店，买了好多书。那会儿对经济学有那么浓厚的兴趣，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国家太穷了，当时就想着怎么把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上去。年轻人什么都不怕，也没有什么顾虑，老读书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投出去的稿子都给我退回来了，因为那个年代你有思想是不行的，你写的东西稍微违反宣传的精神，那也是不行的。没过多久“文革”结束了，人的思想一下子解放了，诗歌热潮出现，小说也开始兴盛起来，老作家们都恢复了写作，出现了一些好作品。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写小说的，开始用小说

来表达我心中的想法。

我一开始就想写长篇小说。我想写一个反映台湾老兵思乡的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是最初关于长篇小说的创意。小说名字就叫《思乡》吧，用铅笔写了三十来万字，让周围的朋友看了以后，都说：“哎呀，这是什么东西？太差了。”第一篇小说就受到了打击，我也不敢拿出来了，到后来也没敢交给出版社，直到一次搬家时把它烧掉了。此后我就开始写电影剧本。所以想写电影剧本，是因为在“文革”期间，有几部电影一直在放，《南征北战》《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电影当时对人的影响非常大。我写了三个电影剧本，投出去以后，也都给我退回来了。当时电影剧本的成活率是五千分之一，很低的，因为全国一年就拍三四部电影。我很失望。恰好这时候短篇小说开始兴盛，一些文学刊物开始在全国发行，报纸的副刊也开始刊登短篇小说，这就又激起了我写短篇小说的兴致。那会儿我记得最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是卢新华的《伤痕》，当时大家都争着读，给我的刺激也很强，我想我要是不写那个长篇，写个短篇现在不也成功了吗？所以我就开始写短篇，写了好多，一开始寄出去也都没有发表。直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我的一些战友去参战，他们给我写信，这个事启发了我，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叫《前方来信》，刊登在《济南日报》1979年3月份的一期副刊上，这是我第一篇在地方报刊公开发表的小说作品。现在回忆起来，只记得当时特别高兴，把寄给我的稿费都买东西给朋友们吃了。那时候稿费也不多，几十块钱，但几十块钱在当时就很不少了。

这件事让我信心大增，然后我就开始不停地写，在我们军区的报纸、刊物，山东省的一些地级刊物、省级刊物，一直到北京的国家级刊物，后来在1985—1986年度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中，我的小说《汉家女》获了奖。这一下激起了我不干别的的决心，彻底不想当官了，就想当一个作家。从那以后，我就写短篇、中篇，后来又写长篇，一直写到今天。

一直到1986年之前，我的创作都是在业余进行的。我是先当排长，当副指导员，然后到师里政治部当干事，这都是有工作的。到军区宣传部当干事后，每天你得写机关公文，写作只能放在晚上或者中午。我基本上是中午睡半个小时赶紧起来，一年四季都是这样。晚上一般是十二点以后睡觉，那时候就利用这个时间来写作。读书也是这样，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赶紧读，所以那时候身体也受到了损失，那时不太懂得爱惜身体，总认为我有使不完的劲。总认为自己年轻，饭也不好好吃。那时候读书，好多书是通过内部渠道发行的一些所谓参考书，包括文学书它也让内部书店卖，我就跟泰安市、济南市卖内部书的人搞好关系，然后我自己去买。我的藏书还是比较丰富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有时间就读书，各种各样的书，看到什么就读什么，买到了就把它读完，再有就是到图书馆里去，不过这样的机会不多，因为那会儿很少有机会让你上地方图书馆去借书，基本上是自己买。

写作没有大量的阅读是写不出来的。对我启发最大的是两位作家，一个是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就是写《复活》的那个。我在连队当战士的时候，一位老班长有这样一本书，只是书皮和书脊都没了，他读的时候大概是1972年、1973年吧，我发现他读得非常认真，就悄悄地趁他不在的时候把书拿过来读，一读就把我吸引住了。玛丝洛娃与聂赫留朵夫那个情爱故事写得实在是好，这也是我以后开始写小说的一个动因吧。就觉得这部书这么抓人，一个人能写这么一部书真是很伟大。我也不知道是哪个作者，就觉得这本书写得好，以后才渐渐知道，这是列夫·托尔斯泰写的。然后我就买了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等书来读，我很快就读完了，读后觉得这个作家确实很伟大，他强调的是博爱，爱这个世界、爱所有的人，他提倡的这个东西对我影响很大，这个观念深植我心，因为人生活在世上不容易，爱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俄国作家对我的影响。对我影响大的中国作家是沈从文。改革开放以后，沈从文的作品开始大量印行。沈从文他是写湘西生活的，湘西和我们豫西南那种偏僻的程度、那种贫穷的程度很相似，人的生活状态、精神状态也很相似。他写的人物我都能理解，也都能在我们乡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