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派”白居易（2/4）

；中者，泛指人际；小者，意味周遭；实者，物质世界；虚者，精神空间。一言以蔽之，“居”即人的生存环境。我指的是那些非假冒伪劣、非投机倒把、非虚抬行市、非狗屁不是，而指那些真有才华、真有思想的人，追求既广阔又自由、无拘束、无疆界的天地，那是尤其不可或缺的“居”。

第三，关在一个笼子里的鸟，可能感到寂寞和无奈；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人，可能感到痛苦和悲哀；而关在一个笼子里的作家或诗人，那很可能就会发疯。顾况这句看似无意的戏谑之言，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

那时还年轻的白居易，也许未必能够理解顾况对他姓名调侃的真意。因为这位著作郎，其实也是在长安“居大不易”，才卷铺盖走人的。所以我臆测，白居易要到815年（唐元和十年），才明白其中的堂奥。

那年他44岁，按孔夫子教导，已是过了“不惑之年”的这位诗人，仍旧改不了他那多血质、好冲动、重感情、易愤激的性格。结果，为当年六月宰相武元衡被暴徒无端刺杀、政府反应迟缓，跳出来打抱不平、伸张正义，结果碰了一鼻子灰，被贬江州，尝到他平生第一次失败的滋味。

人家告诉他，老弟，为什么要打你的屁股，因为你越位了。什么叫越位，就譬如一间屋子里有很多人，比你有发言权的多的是。你的爹、你的妈、你的娘舅、你的姨妈，还有你的大哥、二哥，表兄、表姐，轮不着你第一个抢着说话。老弟，你要记住，“居”之所以“大不易”，就因为你不是鲁滨孙，那荒岛上只你老哥一个，你怎么折腾怎么是，可你在这个屋檐底下，你要跟头巴士的话，还得注意不要碰到别人。

经过这次冒傻气、吃苦头以后，他终于懂得必须调适个人的生存环境，才能在“居大不易”的外部世界里努力顺应，才能达到“居天下有何难”的目标。这是了不起的觉悟，也是诗人此后一辈子谨行不渝的方向。

白居易活了七十多岁，在中国古人中，算是长寿者。后四十多年，他一直贯彻至终这个目标，一直身体力行这个方向。第一，努力在物质世界中，营造最为适宜的生存条件；第二，努力在精神世界中，拓展最大限度的自由空间。在唐代众多文人中间，他大概是唯一的过得最快活的聪明人了。

在中国其实聪明的人多的是，但活得不那么辛苦、不那么操劳、不那么忧心、不那么负担的聪明人，却少之又少。白居易的一首诗《吾土》中说：“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这恐怕是他对于“居”这样一个大题目，最为通脱、最为豁达的诠释了。

白居易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以敢言直谏、慷慨陈词著称。这是前面提到的他多血质的性格所决定了的。在815年（元和十年）以前，他是经常上书，面折廷争，谠言诤论，以忠诚报效自任。《旧唐书·本传》里有这样一段对这位关东汉子那有点倔、有点犟、有点拧、有点一根筋性格的描写：

王承宗拒命，上命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

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耐。”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

《新唐书·本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后对殿中，论执强鲠，帝未谕，辄进曰：‘陛下误矣！’帝变色，罢，谓李绛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尔，我叵堪此，必斥之！’绛曰：‘陛下启言者路，故群臣敢论得失。若黜之，是箝其口，使自为谋，非所以发扬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

白居易的一生，亲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朝，几乎目睹了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型期里的全部败象。朝政之腐败，宦官之猖獗，党争之恶斗，藩镇之割据，外族之纷扰，战乱之频乃，灾难之常至，百姓之呻吟，对诗人而言，不可能不产生感同身受的认知和触动灵魂的震撼。

因此，他早期的文学观，是属于干预生活的绝对现实主义。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心结，在动荡岁月里的责任意识，在危乱年代里的经世热忱，是不可遏止的。他从呈顾况披阅的《赋得原上草送友人》，到45岁这年所作的《琵琶行》，年代大约为公元788年（贞元四年）到815年（元和十年），共二十多年间，白居易是以讽谕诗为他的创作重点的。其中《秦中吟》10首、《新乐府》40首，为其代表作品。

这些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政治色彩、鲜明的时代气息、勇敢的批判精神、高昂的抗争意识，无不激起共鸣；所反映出来的统治者对于被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贪婪榨取、无尽搜括、民不聊生的惨状，无不令人义愤填膺。他的这些诗篇，满城传唱，万众吟诵，然而却触犯了既得利益阶层。正如他在《与元**》中所说：“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握军要者切齿矣”，遂导致他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