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派”白居易（1/4）

白居易（772—846）　唐朝现实主义诗人。他倡导新乐府运动，诗歌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他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著有《白氏长庆集》名世流传。

公元7**年（贞元五年），白居易18岁，随父在衢州任上。

这一年，著作顾况“坐诗语调谑，贬饶州司户”，路过此地，时为文学青年的白居易抱着一腔热诚，到他的下榻处登门求见。

顾况时为大人物，大人物就得有大人物的范儿，一个文学青年，自然不会甩他。何况，看门卫递过来的求见刺，那名字却不讨这位大牌诗人喜欢。

著作，是官名，也称著作郎，主撰国史，隶属于秘书省。官位不低，从五品上，实际却是坐冷板凳的闲差。在这个有声望、无权势，有地位、无利益的清水衙门里，混口饭吃，绰绰有余，生老病死，保证待遇。但图功名、求利禄、想发达、往上爬，可并非值得留恋的地方。

顾况认为自己“当得达官”，有点不安心，有点不自在。

中国人之吃亏，多在于自我感觉良好。因为当时先后为德宗相的柳浑、李泌是他的朋友，一言九鼎，大权在握，安排一份要职应该不会有什么困难。可他疏忽了一点，这两位是政治家，而非纯粹的文学家，谈谈诗歌，怡情悦性，饮饮老酒，消食化痰，当无不可。但要让他俩向皇帝举荐，要朝廷叙用，委以重任，授以达官，就不能不心存顾忌了。

不是不相信他的才干，不是不相信他的能力，可谁能把握得住这位大牌诗人的自由主义呢？万一吊儿浪当起来，万一胡说八道起来，谁来替他擦屁股？果然，“吴人顾况，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为著作郎，傲毁朝列，贬死江南”（唐朝李肇《唐国史补》）。

顾况就这样被踢出长安，谪往饶州。途中经过衢州，碰上拿着自己作品求见的白居易。一般来讲，官员倒台，通常也就什么都不是了，立马可怜兮兮，一脸惶恐，只有他努力搭理人，而无人再跟以前那样巴结他了。而文人失败，哪怕失败得很惨，只要确实写过有一点影响的东西，还是会有人刮目相看的。至少那些文学后生们，才不在乎你犯过什么错误，戴过什么帽子。这一点，当过**的我，倒是蛮有体会的。

于是，遂有了白居易受到顾况赏识的这段嘉话。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何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

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顾睹姓名，熟视白公：“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五代张固《幽闲鼓吹》）

白居易这次面谒顾况，与他“初举”、“应举”，了无关系。白居易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是在公元799年（贞元十五年）。而顾况被贬饶州，为7**年（贞元五年）间事，后来顾况隐居茅山，为793年（贞元九年）间的事，他早就受了道箓，早就隐居山林，怎么可能跑到长安去，专程为白居易鼓吹说项呢？真实的历史，应是顾况在贬官南下途中，与白居易有了这次接触。

类似的文字记载，还见诸《唐语林》《全唐诗话》《唐才子传》等书，看来顾况赏识白居易，道路传说，反响很大，才留存文人笔墨之间。那时白居易才19岁，名不见经传，而顾况乃诗界大腕、文坛掌门。尤其是在李白、王维、杜甫等顶级大师死去之后，就他独撑唐诗一片天，因此他的评价等于给白居易打开了文学之门，也等于把他推上了仕进之途。

第一，名人说话；第二，作品过硬、白居易顿时成了****。这使他公元780年（贞元十六年）第四名进士及第，使他782年（贞元十八年）登书判拔萃科，使他806年（元和元年）中“才识兼

茂，明于体用科”，使他808年（元和二年）任翰林学士，在仕途的大道上一路绿灯，通行无阻。唐代的科举制度，仍受九品中正制度影响，缙绅豪门的保举、名流雅士的推荐，十分要紧，干系重大。顾况那时若是有大唐全国作家协会的话，弄个主席、副主席当当，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他用不着那样积极、那样投入、那样奔走、那样抓耳挠腮，为捞作协这份闲职，费心费力。只要他有这个意思、这个想法，那些沐猴而冠的家伙，先就自惭形秽了。这样一位继续高举盛唐诗歌旗帜的前辈，既德高望重又声名鼎沸，出来为白居易打保票，还有哪位主考官、敢不当回事呢！

这则文坛佳话，实际意义不仅如此。顾况所说的“居大不易”，和“居天下有何难”，并非无足轻重的闲话，确实有值得所有人深思熟虑的真理。

第一，什么叫“居”，仅仅是指遮风避雨的屋子吗？若这样简单化地理解，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第二，所谓“居”，大者，概括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