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祢衡、孔融、崔琰、杨修为何而死（1/5）

祢衡（173—196）　东汉末文学家。他个性恃才傲物，最后因为言语冲突而被杀。

孔融（153—208）　东汉末文学家。他少有异才，能诗善文，喜议时政，后因言被杀。

崔琰（？—216）　东汉末名士。他相貌俊美，很有威望，曾任某时，后被下狱赐死。

杨修（175—219）　东汉末文学家。他学问渊博，极其聪慧，曾任丞相府主簿。

在封建社会里，掌权者最乐于使用的对付知识阶层的手段，莫过于“***”。只要将一两个异己文人消灭，就能对其他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对封建帝王而言，这是一项投入较少产出却极大的统治行为，只消深文周衲，上纲上线，几乎无需动用国帑，就能获得耳根清净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之？在这方面，一辈子没当皇帝，可比皇帝还皇帝的曹操，算得上成就突出的一位。

近代学者陈寅恪说过：“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统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儒家思想。”祢衡等四位不肯膺服于他的知识精英，曾经表现出合作的意向时，也是吃香喝辣、优礼有加的；后来，梗起脖子，坚持异见，跟他较劲儿，对不起，就采取断然措施。刀起头落，横尸街衢，于是，掉了的脑袋，嘴张得再大，也喊不出吼不出，“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还能产生什么影响？

后世的历代皇帝，基本上沿用曹操的办法，实施对文人的统治。

平心而论，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曹操是真正称得上文人的一位。他的文章写得有气概，诗歌写得有声势，至少写得要比这四位精英更出色些。“东临碣石有遗篇”，后世多有人赞叹过的，颇透出英雄惺惺相惜之意。阿瞒的作品，今天还能流传，可祢衡、孔融、杨修的作品，则必须到图书馆里才能找到。中国喜欢舞文弄墨的帝王颇多，但清代乾隆一生写了4万首诗，却一句也不曾被后人记住，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些曹操的诗文，至今还常挂在人们嘴边。

曹操是真文人，因为他有真作品，非附庸风雅纯由词臣代笔的主子所能比拟。他甚至从国家银行拿出外汇，把写《胡笳十八拍》的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这既有枭杰的豪爽，也有诗人的浪漫，后来的历朝领袖，未必能有此等投资文化的气概。他还让她把能记下来的其父蔡邕的已被战乱毁坏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虽然他对待不与他保持舆论一律的文人，习惯于砍头，但他理解文化、重视文化，颇在意于文化建树，这是很了不起的。

这番繁荣的文坛景象，让曹操的儿子曹植也为其父的气派而得意洋洋。他在给杨德祖的信中，对“建安文学”的盛景大加赞扬。他认为以前虽然也有一些文学名家，但他们没有今天这样的好作品，也没能像今天这样聚集于许都，形成一种波澜壮阔的文学气象。曹操可以说是一代文风的开创者，曹丕、曹植是积极的倡导者。而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干、阮瑀、应场，和从匈奴赎回的女诗人蔡琰，则是竞展才华的响应者。一个载入文学史的时代，恰逢其时地出现了。

文学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休戚相关。东汉末年，先是黄巾起义、九州暴乱，后是董卓折腾、战祸不已。曹操有首《蒿里行》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洛阳已不太平，中原民不聊生，这一切的毁灭败坏，全在诗人笔下写出来了。打鸣的鸡都没有了，还有能咏唱的文人吗？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而衰败不堪。

在战火硝烟和刀光剑影中，文学只能噤若寒蝉。“建安文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社会出现了一个安定的局面。“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成为现实。

虽然从秦始皇起，所有杀知识分子的帝王，都会背上千秋万代的骂名，但好像也从未见哪位放下刀子，立地成佛过，却还是照杀不误。曹操是文人，当然更知道文人之杀不得，但当他曹氏统治的安危受到威胁时，文学家的曹操，就要让位于政治家的曹操。到这时候，他是无法手软的，于是乎，还是得诉之于杀头这一招。文人在与统治者的这场老鼠逗猫的游戏中，输牌是早已注定的。

曹操猜疑成性，尤其好杀，《捉放曹》里那句“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名言，也颇让人胆战心惊，但一开始，对那些惹恼了他的文人，倒是尽量避

免采取“铁血政策”。譬如，公元198年被他干掉的祢衡，他宁肯用“借刀杀人”之计，也不开杀戒。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县（今山东临邑）人，是个颇可笑的角色，他死的那年才24岁（据《三国演义》说）。小伙子一个，正处于青春期的躁动状态之中，很可能长着一脸的青春疙瘩豆。要用现代医学观点看，这位文学新秀，恐怕还有一点狂悖型精神方面的病症。大概一个作家，自负其才，不如其愿，长期郁闷，必然会憋出来这股邪火。他来到许昌，以求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