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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青年旅舍(1/3)
隔窗听雨,寂静的鸟鸣。
天公不作美并不见得是件坏事,开始有多余的时间爬格子,回复邮件。对于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也许我的日记要很久以后才会问世,谁知道呢?或许那时候的人都用Siri代替写字,“爬格子”也要加上注解了吧。
跟Maria女士聊天。她说起话来一丝不苟,像在讨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
“世界需要佛教。”她一本正经地说。难道她是垮掉派作家的一分子,对东方的禅宗充满兴趣?
“那在智利的大学,有这样的研究中心吗?”我好奇地问道。
“别提了!智利这样的小国,做中国研究的凤毛麟角、屈指可数,研究中国佛教大概只有我一个吧!”Maria生搬硬套地用上了成语,表情调皮可爱。要知道智利其实也有很多佛教信徒呢。
“好多史料都要在当地才能获得,下星期就要马不停蹄地赶去台湾!”智利和中国资助了她认为还算过得去的奖学金。
“那敦煌呢?藏地呢?”
“内地的材料都还没看完呢!”Maria转过头去,手忙脚乱地继续整理资料。
我一天之中去了两次新疆大学,是希望在那里碰到喜吗?
阴霾的天空中开始飘起雨,出租车在河滩快速道上缓慢地爬行,车堵得有些异常地安静。只听见电台节目主持人说着新疆白话,让我想起某个城市的交通广播DJ,说着标致的港台腔,却是个“二转子”。
北疆的秋天,树叶旋落,荡来荡去。路上的人寥寥无几,脚上的人字拖显得不合时宜。思绪回转,寥廓的红湖上水雾弥漫,远处的红砖绿瓦点缀着翡翠绿,几只水鸟浮光掠影。这里没有异域风情,**的烟囱插入云霄,可惜了这塞外的江南水乡。也许对他们来说,我才是外乡人吧!
大学的冷漠或许就在于,所谓欢欢喜喜、平平庸庸、纷纷扰扰、轰轰烈烈,只在四年时限内灰飞烟灭,让你瞬间体会到时光之短暂与人生的无常。列车的方向不可逆,下车的人将永远无法搭上那个时刻的同一辆车。
已经好几日不碰相机了,相机就像是登山者的头盔和主锁,没有一日不想拿出来擦一遍,爱不释手。
移动硬盘事件让我心如死灰。在喀什的时候,赛车手拖着细声细气的京片儿,幸灾乐祸地说道:“咱们出来玩儿,带的都是一水儿的CF卡!”真是有钱的人啊,语气像个油嘴滑舌的京油子。后来,我在兰州的夜市上又碰到了那个赛车手,在人群中,他没有认出我。淑敏也收到过他的短信,说北京有一个自驾活动,问她要不要一起去。一年后,我在拉萨碰到他,那天他喝得很醉,样子看上去有些落魄,听说最近常有游客租他的吉普车去羊湖。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许多摄影师都有功亏一篑的经历,就连有着“纪录电影之父”和“影视人类学鼻祖”之称的罗伯特·弗拉哈迪(Robert Flaherty)也是如此,他第一次拍摄爱斯基摩人生活纪录的电影胶片,在1916年因火灾烧毁。后来他重整旗鼓,经过四年的重筹资金和长达一年的艰苦拍摄,终于在1922年完成他的第一部电影《北方的纳努克》(Nanook of the North)。
刚回青旅,凳子尚未坐热,天空突然放晴。来不及让我在门廊踱来踱去,便架起相机再次出发,前往使馆巷,穿梭在人群之中。
“阿达西,你在拍什么呢?”靠着肉铺边、淡蓝色墙体的维吾尔族大哥彬彬有礼地问道。他身穿白色衬衫,黝黑的皮肤上面布满了胡碴儿,汉语听上去比普通人流畅。
“我喜欢这条小巷,有意思极了!”
我回答道。即便心情再不畅,交流却是尤为重要的。
“你是从内地来的吧?我大学毕业后,去过内地的不少城市,得到了很多启发。”
“哦,你也喜欢摄影吗?”
“对!刚给孩子买了相机,先培养他的兴趣,等小学毕业再给他买单反。”跟不同的人对话真有意思,总有出乎意料的收获,一个人游荡在大街上,总有这样的机会,若是置身事外,什么也不会知道。
离使馆巷不远,便又回到新疆大学。在一间旧书店,淘到几本书。
旧书中总会有这般那般的惊喜,莫名其妙地蹦跳出来。书的纹饰透露着买书人的心思,书中的小篆记录着不同的时代背景,偶尔会遇见一页赠书签名或藏书章和故意遗忘在书页里的钞票,像藏于《明史》里的金叶。买到了一部张承志的《新诗卷》,扉页上誊抄了一首维吾尔民谣:
我想娶一个,娶一个哈萨克族姑娘,我又怕你整天拾牛粪;
我想娶一个维吾尔族姑娘,我又怕你整天骑在毛驴儿上;我想娶一个,娶一个东干族姑娘,我又怕你整天想娘家;我想娶一个,娶一个汉族姑娘,我又怕你整天吃白菜。
写作者和阅读者仅有一线之隔,却也可能因为时空的变换而将其打破。一位朋友在旧书摊上淘到一本1961年的厚皮日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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