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2/9）

卷的，大大的眼睛也更有精神了。

“你也是来给孩子报名的吗？”

“不，我来看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想和你谈谈。”

“那太好了，欢迎采访，我可是愿意出名的，你要登了报，我就不用花广告费了。不过今天没时间！”她摊开双手，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那么，哪天你有空请到我家来玩。”

她一直把我送到楼下，还是那样深深地鞠躬。

可惜，侯明月来我家的那天晚上，我去会见一位回家乡探亲的华侨。我赶回家，侯明月刚走，妻子说，她与侯明月谈得很知心。是呀，女人和女人嘛，毕竟思想感情更容易接近些。

妻子让我听听刚刚录下的磁带——

唉，我这个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从胎里带来受苦的命。我妈妈家里穷，一分地也没有，17岁嫁给一家，男人是痨病鬼，第二年就死了。她又被婆婆卖给一家做小老婆。妈妈到了这家没生育，又被转卖到另一家当小老婆。这家的男人，就是我爸爸，一家小服装厂的业主，他对我妈一点也不好，从我记事时起，我天天看他们吵架，他打我妈可狠了。我妈跳过江没死了，我亲眼看她把头使劲往墙上撞。我10岁的时候，他们终于离婚了。妈妈领着我们兄弟姐妹4个孩子顶门单过。

我从小精神上就压上一个沉重的担子，因为是小老婆生的，总觉得抬不起头来。我们住的那个大院，50多户人家，几百个孩子，谁也瞧不起我，我小时候长得又黑又瘦，像个丑小鸭，一见人就想躲起来。后来我大了，懂事了，我有什么错，我不能像妈妈那样一辈子窝窝囊囊！我要好好念书。没上学之前，我就识字了。我的第一本教科书，是一本连环画，记得叫《金色的房子》，是苏联儿童故事。

一上学，我学习就拔尖，什么功课都好，特别是语文。我参加过全市的朗诵比赛，是念自己写的作文，我得了奖。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我一篇作文写了15页，王文焕老师对全班同学说：“高，真是高，一个小学生就能写15页，就是胡说八道也是高！”数学我也冒过尖，一次解一道应用题，我的作法特别，全校就我一个，同学们说我“神”了，有两个大脑。其实我不一定、比别人聪明，不过我很要强，不甘落后，要争一口气。人要是自强，能干成许多事。

小学毕业，我考上全市最好的重点中学第三中学，我们全班考上两个人。到了重点学校，我更不敢松劲，学习还是尖子，我特别喜欢作文和朗诵，我的语文老师高成庆（现在是特级教师）特别赏识我，他经常在全班朗读我的作文。我永远感谢高老师，因为是他让我认识了自己的价值，这对我一生都有意义。

我当时是学校物理小组的成员，老师给我讲过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的故事，我非常崇拜她，立志要当吴健雄第二，发誓一辈子不结婚，要得诺贝尔奖。正当我作着浪漫、幼稚的美梦时，“**”开始了。我没事干，一个十七八的姑娘整天在家里呆着太难受。当时有地位的，能走后门，工作是第一等。没有地位，有钱能送礼，分配工作是第二等。像我们这样既没地位，又没钱的，自然是第三等了。我没有走后门的本事，但我能干，天天帮着安置办抄抄写写，跑前跑后，千方百计讨人家喜欢。一直到1971年4月，我才有了一份工作，被分配到离家很远的大军工厂。

谁知道，一到工厂报到，我傻眼了，让我去工厂托儿所！我作梦也没想到这辈子干这个活。我是流着泪被托儿所所长领走的。那时的托儿所根本不像样子，阿姨都没文化，整天在一起闲扯，满嘴脏话。她们的教育方法很简单，就是管孩子，把孩子管得服服贴贴的，不敢说，不敢动，她们的麻烦就少了。这样压制了孩子的天性。我天天领着孩子们玩，教他们唱歌，教他们跳舞，自寻快乐，以求精神上的解脱。过了不久，我就挨整了。我从省图书馆借了一本《资治通鉴》，休息时没事翻着看。书是老版本的，纸是黄的。“为什么不看红色的书，非看黄色的书，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吗？挺大个姑娘怎么不走正道呢！”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他们很认真地批判我。我成了托儿所“臭知识分子”的典型，差一点没被开除团籍。后来经过反复检查才转为正式工人。

在工厂我也有知音——各大学分配来劳动锻炼的大学生，他们有学问，和他们在一起谈天说地，好幸福啊！我和他们成立了业余文学小组，其实当时也不想写什么，无非是想利用这种形式，过一过文学沙龙的高雅生活。一凑到一起我常给他们讲巴尔扎克的小说，什么《欧也妮·葛朗台》了，什么《高老头》了，什么《贝姨》了，他们听得满有味道，说我讲得活灵活现，管我叫“侯尔扎克”，真有意思！有一年“学习雷锋”纪念日，我们几个人编了长诗，让我到广播站广播，宣传科发现我是个材料，要调我当广播员，一找我们头儿，他不同意，说我“偷吃孩子们的苹果饼干！”我一听，炸了，找他澄清事实，他说：“我不这么说，他们非要调。你好好干吧，将来我提拔你！”真搞得我哭笑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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