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答《鸭绿江》问（1/3）

《鸭绿江》：蒋子龙老师，您好。我们是《鸭绿江》杂志社的编辑，见到您非常高兴。首先感谢您作为评委，对我们去年“红动中国”征文大奖赛的支持。也谢谢您在百忙之中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

作为工业题材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我们知道您一直致力于工业题材的创作。听说现在还在构思一部工业题材的作品，您的创作一定与当年您在工厂的工作经历有很密切的关系吧？能谈谈您在工厂的工作经历给您带来的除了素材之外的东西吗？比如说赋予您的作品的某种精神内涵？

蒋子龙：可以这么说，当年我中等技校毕业后若不是进了天津重型机械厂，或许不会成为作家，即便成了作家，创作风格和小说面貌，也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每个人的一生，肯定都经历过几桩痛快事。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是刚参加工作便一步跨进当时的头等大厂——“天重”（天津重型机械厂）。它作为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不只在天津，在全国也赫赫有名。我亲身经历了它波澜壮阔的辉煌，也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正是这个过程，成全了我的文学创作。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机电局长的一天》、《乔厂长上任记》等早期的一批作品，都取材于这个厂。我文字中的气脉、视野和个性，也得益于这个厂。我至今还记得刚进厂时的震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巨大的工业迷宫，如果单用两条腿，跑三天也转不过来。厂区里布满铁道，一个工厂竟然趁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就拉不动。当天车钳着通红的百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下像揉面团一样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时，车间里一片通红。尽管身上穿着帆布工作服，还是会被烤得生疼……我相信无论是什么人，在这种大机器的气势面前也会被震慑。我小说中的“局长”、“厂长”，就是在这样的气势中诞生的。“乔厂长”身上有着“天重”第一任厂长冯文斌的影子。冯厂长的故事多，“天重”的故事自然也少不了。农村的改革开放是从土地开始的，城市里则是从国营大企业开始的。当时全社会都重视工业，大工厂成了各地最重要的景观，不只是国家领导人会不断地来视察，外国的首脑来也常来参观。我当时担任锻压车间主任，车间里包括四大块：六千吨水压机、两千五百吨水压机、锻工、热处理和粗加工，总共有一千多名员工，以后渐渐地改为三个分厂。在我的记忆里有两次最为惊险，事后我的厚帆布工作服竟让被吓出的一身冷汗给浸湿了。一次是国家主席李先念和夫人，陪同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车间参观，那天碰巧刮大风。幸好六千吨水压机正在干一个一百五十吨的大活儿，一千三百度的高温将钢锭烧得发白了，贵宾们被烤得都退到了车间门口。而门口风又大，只站了一会儿就由市领导引导着出去了。领导人刚走出车间，三十多米高的房顶窗户就被大风吹开，碎玻璃碴子稀里哗啦地砸下来……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开拓者》，获一九八〇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领奖时有记者问我：你是个工厂的业余作者，却在小说里写了个D副总理，这虚构得有点离谱吧？你见过副总理一级的人物吗？对这种身份的人物的言行，你怎么把握？他的提问带着一种蔑视，认为工厂的业余作者就没见过世面。我当即回答说：巧了，我不止见过一个副总理，还跟其中的一位副总理有过一段交往。那位副总理原来的单位，跟“天重”同属于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当上劳模后我帮他整理过材料。后来被周总理看中并提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工业。一九七八年解职后又回到一机系统的天津机械厂，从头再来还是由工人干起。我曾抓了个中午休息的空去看他，只见他在屁股底下垫了个稻草袋子，后背靠着工具箱，脸上盖着半张报纸，正呼呼大睡。我提前准备了一肚子的安慰话都没用上，改为开玩笑说：“您可真是吃得饱睡得着啊！”他跟我说，从一当上副总理就严重失眠，每天能睡三个小时就很不错了。说也怪，自打一回到天机，嘎噔一下失眠就彻底好了。由于他肯吃苦，干得好，再加上改革开放到处都需要能人，他一步步地又升了起来，组长、班长、技术改造办公室主任，最后调到华北物资公司担任总经理。我曾在当时的《海南纪实》上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从副总理到总经理》。

《鸭绿江》：关于文学创作的题材，单纯地分出“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城市题材”似乎不符合创作规律，因为不论是“工业”、“农业”还是城市等，相互之间都是密切联系的，最终都会归结到人类文明这个大的范畴。那么，你对工业题材文学创作这一命题有什么看法？

蒋子龙：划分题材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或许是理论界为了叙述的方便，才分出了这个题材那个题材。我们历来喜欢贴标签、发明一个又一个的“主义”。实际上成熟的作家不可能被题材局限，在进行创作的时候更不会老想着题材。每一个作家在刚起步的时候当然要写最熟悉和最让他动情的人或事。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在部队上，写的是一个驻扎在海岛上的海军气象站长的故事。后来复员回到原来的工厂，当时的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