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秦岭访谈（1/3）

秦岭：我注意到，最近，您的长篇力作《农民帝国》因为涉及农村社会特别是农民的现实命运再次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焦点，这种关注像当年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主的“开拓者家族”那样，似有波及并燎原到社会学界的态势。事实再次证明，您是一位有着鲜明唯物史观、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注的作家。我想说的是，无论是工业题材还是农村题材，您的作品中总是充盈着一种现实忧患感和对现实改革的迫切渴望。作为文人，这种强烈的悲悯情怀和深重忧思是个性使然呢，还是源于心灵与现实社会的激烈碰撞之故？

蒋子龙：每个作家跟文学结缘的过程都不同，是个人的生活经历及命运，决定了文学观。我读书时喜欢历史、数学，是学校历史组的成员。但走上写作的路，是被现实所捆绑，甚至可以说是被胁迫。那缘自一九五七年，因同情一位教古典文学的老师，在全校被批判了几个月，最后竟背着处分毕业。就这样文学作为一场灾难进入我的人生轨迹。而现实的灾难又促使我跟文学结缘。这样的文学之路，以后想摆脱现实都难了。再加上我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在社会的“五花三层”里沉浮穿行，多少知道人间是怎么回事，大半生走过来，全部感觉都用在关注现实上，而现实的重击也更容易触动我文学的兴奋点。局限是在所难免，但也成全了我的写作。我自觉正是这样的思想和文风，才使文字没有钝化和圆滑。

秦岭：在我看来，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创作的《乔厂长上任记》、《开拓者》、《拜年》、《赤橙黄绿青蓝紫》、《阴差阳错》等系列作品，有的为新时期工业改革题材提供了全新的改革者形象，有的提出了当时经济体制下干部制度改革的问题，有的关注工厂青年的思想和生活，有的笔锋陡转，直指改革中的困境，由此可见，您始终在对当时的中国工业改革进行解剖式的、跟踪式的、梳理式的纵深思考，并凭借诸多“领先”元素构筑了后来同类作家作品难以超越的模式。二十年来，中国工业改革今非昔比，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给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派生出了二十年前从来没有过的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作为工业题材的领军人物和改革文学中最有影响的艺术家，您是否仍然在进行纵深的解剖、跟踪和梳理，是否仍然对这一领域充满创作的激情和思想准备？

蒋子龙：当今世界简直无法预测无法规划，人们老爱说“多元”，其实多元就是无元。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作家总要有点坚持、有点操守和立场，才能够定得住魂儿、守得住心。守住了自己的心也才能观察，有观察才会有自己的感受，创作至少会有真诚，不至流于空泛和浮躁。注视着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还会逼迫作家去读好多东西，研究许多现象，文字也会充实。不管是否真的能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作家存在的价值，至少应该是追求有意义的写作。特别是赶上这样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期，现实催赶着你不多看不行，不多想不行，灵魂得一次又一次地蜕皮。就像蛇一样，不蜕皮长不大。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当代文学乃至每个人的生活都跟这场改革绑在了一起，波澜起伏，丰富而充实。但，像你所说的，“进行纵深的解剖、跟踪和梳理”，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我是做不到的。比如《农民帝国》这部书，断断续续、写写停停地磨蹭了很长时间，但不是“十年磨一剑”，是“磨洋工”。准确地说是放下、拾起，再放下、再拾起。虽然很看重这个构思，也知道自己命中注定该写这部小说，可开篇后常常感到驾驭不了它。主要是对现代农民的命运把握不准，不能完全参透他们灵魂的脉络，以及现代农村变革的得失……于是便几次知难而退。可丢掉以后心又有所不甘，过一段时间手又痒痒了，便再拾起来。有一天我忽然想明白一个道理，对农民的命运和近三十年农村生活的变革，参不透就不参，把握不了就根本不去把握。我只写小说，能让自己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顺其自然地发展下去就行。于是一鼓作气终于把小说完成了。

秦岭：我在甘肃天水老家上中学的时候，就拜读过您的第一部长篇《蛇神》，那是我拜读了您大部分工业题材小说以后的一次十分惊讶的阅读，这部小说使我进行了一种全新的与改革无关的精神遨游。重情崇美的主人公邵南孙对花露婵的至爱至情在经历了“文革”后，成为融善恶美丑于一身的人物，其人性的裂变和性格的多元使所有的情节都变得扑朔迷离，异彩纷呈，催发了我们对您此类创作的更多期待，可惜在后来的跟踪阅读中，您似乎在这片由自己开发的自留地上消失了，期待您解开这个谜。也许您认为根本算不上什么谜，但事实上，我们再也没有在您的其他作品中读到类似于《蛇神》的另类表达。

蒋子龙：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人的兴趣多种多样，文学的感觉也多种多样，写作的动因也各有不同。有的是思想被触动而萌发写作欲望；有的是被人物或故事所感染；有的是出于一种责任或公共意识……《蛇神》则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我小的时候痴迷于戏曲，堂嫂是沧州京剧团的头牌须生，一有机会我就跟着剧团到处跑。久而久之便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