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答《人民日报·海外版》杨鸥问（1/4）

杨鸥：您的《乔厂长上任记》是开改革文学的先河之作。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萌发写这部小说的念头？请谈谈《乔厂长上任记》的创作经过。当时正处于改革开放之初，当时的社会现实、思潮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蒋子龙：《乔》作为小说，自然是一种虚构。任何虚构都有背景，即当时的生活环境和虚构者的心理态势。当时我刚“落实政策”不久，在重型机械行业一个工厂里任锻压车间主任，车间有近三万平方米的厂房，一千多名员工，分水压机、热处理和锻造三大工段，差不多相当于一个中型工厂，却没有一个工厂的诸多独立性。我憋闷了许多年，可以说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点活。而且车间的生产订单积压很多，正可大展手脚。可待我塌下腰真想干事了，发现哪儿都不对劲儿，有图纸没材料，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拉开架势要大干了，机器设备因年久失修，又到处是毛病。等把设备修好了，人又不听使唤，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真像改朝换代一般，人还是那些人，但心气不一样了，说话的味道变了，对待工作的态度变了。待你磨破了嘴皮子、连哄带吓唬地把人调度顺了，规章制度又不给你坐劲，上边不给你坐劲……

我感到自己像是在天天“救火”，常常要昼夜连轴转，回不了家，最长的时候是七天七夜，身心俱疲。甚至觉得还不如蹲牛棚，蹲牛棚期间精神紧张，但身体清闲，不是坐着写检查，就是站着（顶多撅着）挨批判，一般不会挨打。我记得同棚的人除去一个有花案的外，其余的都没挨过打。这就牵扯到所谓给我“落实政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厂给我恢复中层干部的待遇；另一方面还要在我身上落实“文学政策”。在“文革”中我之所以被打成“牛鬼蛇神”，是因为给厂里“一号走资派”写过报告和总结材料，被称为“黑笔杆子”。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小说，凡“文革”前的小说在“文革”中大多都被认为是“大毒草”。而且就在“文革”最激烈的时候我还炮制了“全国知名的”、后被称做“毒害过全国人民的大毒草”，那就是一九七六年初在复刊的《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这篇小说很快“在全国批倒批臭”，被定性为“四上桃峰”、“宣扬唯生产力论”、“为右倾翻案风制造舆论”……外地的造反派打到市革命委员会的大门，“强烈要求”把我揪走，市里告诉他们我在工厂，而且当时我就住在工厂的牛棚里，造反派们却始终没有到工厂揪我。我猜他们不是不想，是不敢。所以我至今都感激工厂。当时工厂把我关进牛棚，明着是批我，却起到了保护我的效果。

一九七九年五月，《人民文学》杂志社派人来给我落实“文学政策”，向我讲述了怎样将《机电局长的一天》打成毒草的过程：编辑部的人谁若不承认它是大毒草，谁就不准参加毛主席追悼会，将被打入另册。由于让我做检查被我拒绝，编辑部派一位副主编执笔替我写出检查，给市委领导看过之后强压我在上面签字画押等等，为这一切向我检讨，如果我能原谅编辑部就再给他们写篇小说。这意思显然是在说，我若不写这篇小说就意味着不原谅编辑部。“文革”又不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发动的，我从来就没怪罪过他们。看来这篇小说是非写不可了。此后用了三天时间，完成《乔厂长上任记》。写得很顺畅，就写我的苦恼和理想，如果让我当厂长会怎么干……

所以我说，“乔厂长”是不请自来，是他自己找上了我的门。当时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现代管理学，也不懂何谓管理，只有一点基层工作的体会，根据这点体会设计了“乔厂长管理模式”。想不到这篇作品引起了社会上的关注，许多人根据自己的体会来理解乔厂长，并参与创造和完善这个人物。首先参与进来的是企业界，兰州一大型石化公司，内部管理相当混乱，其中一个原因是上级主管部门一位主要领导的亲戚，在公司里横行霸道，群众意见很大。某一天清晨公司经理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发现面前摊着当年第七期《人民文学》杂志，已经给他翻到了《乔厂长上任记》开篇的那一页，上面压着一张纸条，提醒他应该读一读此文。

他读后召开全公司大会，在会上宣布了整顿公司的决定，包括开除那位顶头上司的亲戚，并举着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人民文学》杂志说：“我这样做是有根据的，这本杂志是中央办的，这本杂志上的文章应该也代表中央的精神！”当我看到这些报道时，几乎被吓出一身冷汗。以后这篇小说果然给我惹了大麻烦，挨批不止。连甚为高雅的《读书》杂志也发表鲁和光先生的文章，我记得文中有这样的话，他接触过许多工厂的厂长都知道乔光朴，有些厂长甚至当企业管理的教科书在研究，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最后简直无法工作下去，有的甚至被撤职。我真觉得对不起人家，罪莫大焉。

但也有喜剧。东北一位护士来信讲，她父亲是一个单位的领导，性格刚强，办事雷厉风行，本来干得有声有色，却因小人告状，领导偏听偏信就把他给“挂”了起来。他一口恶气出不来便把自己锁在屋里，两天两夜不出门，也不吃不喝。有人出主意，从门底下塞进《乔厂长上任记》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