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人大访谈（1/5）

王彧：蒋先生您好，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还是从您的创作谈起吧。您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选集的自序中对您的创作有一个阶段性的概括，就是将一九六六年之前的创作称为用笔唱出的“生命之歌”。与之相较，则将一九七一年“重操旧业”后的创作称为“政治之歌”。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生命之歌”与“政治之歌”之间的差异呢？

蒋子龙：我的第一次投稿，是一九五七年秋天，缘于一场灾难。在一位老师被打成“右派”的现场会后，我完全无心地说了一句这个老师真倒霉的话，被同学出卖，便经受了长达近一年的批判和处分。他们整我的一个理由是，说我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想当作家。其实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作家，当时我喜欢的是机器，是工科。为了赌一口气，偏要写个稿子试试。稿子被退回后丢在学校传达室的窗台上，有多事的同学先发现，拿走将它钉在教室的黑板上，成了我想当作家的铁证，挨整也随之加剧。我再一再二地被城里学生坑害，他们的卑劣真把我快气疯了，也许是我这个沧州人的气性过大，开始大口吐血。心里恐慌还要瞒着家里，也不能让同学们看到幸灾乐祸，当时真动过想跟整我的人同归于尽的念头，是在天津二中读高三的表哥，宽慰和劝阻了我。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像我这样一个全校唯一甚至是全市中学里唯一的“坏典型”，继续升学是不可能了，便报考了铸锻中心技术学校，同时也开始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不知是文学具有某种治疗作用，还是我自身的生命力强盛，脱离了挨整的环境后吐血就越来越少，一年多以后不治而愈。一九六〇年八月，我从技校毕业后进工厂刚拿了头一个月的工资，生命发生了另一种转折。海军来天津招兵，凡年龄合格的人都得报名，但我从心里是不抱任何希望的，首先体检这一关就过不去。再加上出身富农，政审也不会合格。

可我怎么也没想到，生命中不仅有意想不到的祸害，还有从天而降的惊喜，绝大多数的报名者都在第一次体检时被刷下来了，偏我这个吐过血的人却意外过关了。随后又进行文化考试，我在全市适龄者中竟考了个第一名，那位来招兵的海军上尉不知是没有看我的档案，还是他另有别的想法，不仅让我穿上了海军军服，还指派我当上了新兵排的副排长，他自任排长。我的生命一下子又充满了新奇和欢乐，入伍三个月后在《人民海军报》上发表了处女作，一篇不足千字的小散文，题目好像是跟紧急集合有关，借一次夜间紧急集合简单而真实地表达了我入伍后的积极和快乐。从第一次投稿到将自己的文字印成铅字，整整过去三年了，我的命运大起大落，有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此后偶尔还会在军报或地方报刊上发表一点小东西，五年后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新站长》，讲一个海军气象站站长的故事。那个阶段的所有文字，虽肤浅，但真淳，最朴实地记录了自己的生命体验。所以我称之谓“生命之歌”。

招我入伍的上尉季参谋，并不能一直保佑我，到我服役期满真正需要提干的时候，被“出身不好”的问题实实在在地卡住了。还好没有让我无限期地超期服役下去，转过年就退役又回到原工厂。因为能写点文章，被分配到厂长办公室当了秘书，厂长还是当初为我入伍送行的冯文斌。此公不仅是政治上的大人物，也是个难得的文学人物，与他结缘是对我小说创作的一种成全。一年后“文革”爆发，厂长理所当然地成了“走资派”，我则被打成“保皇派”、“黑笔杆子”，下放车间监督劳动。自此，从我的主观意识上开始跟政治、跟中心，经历了生命的第二个灰暗期，劳动改造时被看守用砖头打破了脑袋，造反派专为我组织了七千多人批判大会……到七十年代初，工厂开始“抓革命、促生产”，过去的生产骨干、党团员等又开始被重视，我在车间的日子也渐渐好过起来，劳动多，被监督少了。因为是三班倒，有的是时间，市里也开始恢复一些文艺刊物，我便试着写点东西，想靠文章给自己落实政策，只要我的文章能发表，就说明我这个人也没有多大问题，工厂的人看到我能公开发表文章了，说不定就会给我一个说法。我像许多年前初学写作一样，努力按照阶级斗争的套路图解政治，但很快就发现很难编出新鲜玩意儿。当时有几条规矩，写作时是必须遵守的，你不遵守到编辑那儿也会被退回来。比如正面人物应该是“小将”、“造反的闯将”，对立面自然就以“老家伙”为主，任何故事里都得要有阶级敌人的破坏……当时最火的文学刊物，也可以说是文坛的标杆，是上海的《朝霞》。

李云：对，《朝霞》在“文革”后期基本就是主流文学的样板。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按照“两结合”、“三突出”那套已经“很难编出新鲜玩意儿”，所以在这个时候，您决定“试着用文学恢复生活的本来面目，根据真实的生活写作，而不是让内容迁就形势”，发表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因此，《机电局长的一天》无论是相对您过去的创作还是当时流行的创作，都有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东西。不过，我们这代人与“文革”那段历史还是有隔膜，我们都知道《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写作时间是在一九七五年底，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