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文学三十年（1/5）

《农民帝国》展现三十年社会变迁

记者：三十年前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改革了三十年，至今仍然是农村问题。毛泽东曾说，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农民的问题最大，不懂农民就不懂中国。我们知道，乡土既是人类最古老最牢固的根系所在，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缩影，它总是不断被作家所解读、所诠释，成为作家的精神资源。您的这部《农民帝国》是否也动用了您那块精神的乡土，用它来诠释您眼中的乡土中国呢？

蒋子龙：在我看来，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没有比选择农民题材更合适的了。被邓小平称做“第二次革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民像以往一样又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想把农村这三十年社会文化变迁再现出来。我是河北沧州人，十四岁之前都在农村度过。虽然在天津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我很少做城市里的梦，做了也记不住。进入梦境的几乎全是老家的景象。像这样深重的情结，我心里很清楚，自己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小说，描写蕴含着农业文明形态的乡村和农民，在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现代化历史时所做出的必然反应。这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责任。

记者：我们知道，您最擅长的还是写工业题材，如今改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对您来说，处理这个题材会不会有技术上的障碍和困难，这次写作算得上是一次挑战吗？

蒋子龙：我一直认为，一个作家不应该受题材的局限，如果总被题材局限住，说明这个作家是不成熟的。我关注的是现实，不管它是城市还是农村，它触动了我，我有了感觉就可以动笔写作。对我这个年纪的作家来说，题材不是问题，技术也不是问题。一九八四年，我就曾经写过一个农村题材的中篇《燕赵悲歌》。

但《农民帝国》的写作，对我又确实是一次挑战，不是因为题材，是对所要表现的内容和思想的把握上。由于受一种可望而不即的境界的诱惑，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写不下去的时候。最初我总想把这三十年农民的命运、农村变革的得失，理顺了、参透了，然后写一部有思想有分量的作品。标准定得不现实，就容易写不下去，感到很难驾驭这个题材。比如该如何把握现代农民的命运？他们的灵魂有着怎样的色彩？以及该如何看待现代农村变革的得失？这些东西在我头脑中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脉络。我甚至想到过放弃，觉得目前还不是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不应该在不能写的时候写它，弄不好会糟蹋了这个题目。但当真要放下来，心又不甘，便拾起来继续写下去……就这样写写停停，磨磨蹭蹭，一直拖了十一年之久。

记者：那您后来是怎么把《农民帝国》写下来的呢？您把那些当年曾困惑着您的问题都解决了吗？

蒋子龙：没有，很多问题到现在仍然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了写这本书，我曾看了一些哲学的书，包括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期望能找到一个工具，看透生活。我对农村的感觉，农村给我的启示，逼着我不能图省事。当今文学有个特点，思想苍白，精神贫弱，大部分靠聪明、靠一个好的点子支撑着，因此写得也很快。哪像我写《农民帝国》，舍不掉，又写不好，就这么不死不活地老吊着。幸好我始终关注着现实，关注着农民，关注着跟农民有关的所有我能知道的事情，包括这三十年来许多国内外的理论观点，像新加坡学者的《地缘政治学》，就给了我很大的触动。我还反复读历史，我想搞清帝国的含义，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事件，我都重新阅读，想找出郭存先性格走向的依据。我还读了《怎么治理盐碱地》、《中国人还会饿肚子吗》等纯科学著作……读这些书是想知道从古到今人们都对农村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让自己的小说躲开别人，不要写重复的东西。因此，我能有点自信的，是觉得有一些自己的思想。

去年过春节，我跟八十岁的老哥哥坐在炕上谈老家的事，谈过去的事，谈死去的爹娘爷爷奶奶以及所有不能忘怀的人……谈着谈着我忽然悟出一个道理，写小说是写人物、说故事，我不必参透农民的命运，参透数十年来农村变革的玄机，我又不是做调查，不是在哲学上给出答案，何必非要看透生活？只要把我的人物确定之后，他们自然会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行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无需我太费心机。一想明白这个问题，创作就变得顺利了，全部完稿后又放了两个月，想想也不可能再把《农民帝国》写成别的样子，就将书稿交给编辑。今天谈这个过程连自己都觉得奇怪，中途像碰上了“鬼打墙”，竟然耗费了那么长时间，真是耽误自己。可能我吃亏就是在思想上太过执拗，或许我得益也是因了这种执拗。

记者：是的，很多作家都有和您同样的感受，比如贾平凹和莫言，他们围绕各自的家乡写了很多农村题材的文学作品，但是在采访他们的时候，能明显地感觉到有一种东西在困惑着他们。你能感觉到他们的迷惘，那就是曾经备感亲切的家乡已经发生了巨变，随着农耕文明的裂变，他们脑海中的农村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他们的家乡回不去了，而现代文明的进程又让他们不能清晰地看清未来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