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答《辽宁日报》王妍问（1/4）

关于《农民帝国》

王妍：《农民帝国》是您的第一本农民题材的长篇小说。为什么您把视角转向了农村？是什么促使您想要创作这样一部小说，而且花费了这么长的时间来创作？

蒋子龙：一九八四年我曾写过一部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燕赵悲歌》，并始终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不该受题材的局限。何况我对农村历来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那是一种深刻而美好的记忆，在生命中永久地留下了一片生机勃发的翠绿，富有神奇的诱惑力和征服性，为我的一生打上了底色，培育了命运的根基。童年还会养育一个人的性情和性格，童年生活对人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我离开农村半个多世纪了，对农村的情感却依然很深，平时喜欢关注农村的消息，经常要回农村看看，隔三差五地必须吃家乡饭，睡觉凡做美梦定是家乡的场景……有着这样的农村情结，便一直觉得自己的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心里很清楚早晚会写一部关于农民的长篇小说。描写蕴含着农业文明形态的乡村和农民，是面对几十年纷繁变幻的转型期所做出的必然反应。这是一种情结，也是一种责任。而眼下要反映中国现实，我以为没有比选择农民更合适的了。被邓小平称做是“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像以往一样又成了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原动力。有人说，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让中国农民醒了，毛泽东让农民站起来了，邓小平让农民富了。而农民是怎么富的？富到什么程度？富了后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想想都很有意思。我的文学触角也一直关注着现实，怎么可能不为其所动。

王妍：请简单介绍一下《农民帝国》的创作过程。在创作期间，您是否在创作上曾经遇到困境，又如何解决呢？如果请您定义一下“郭存先”这个人物，您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对现实中的“郭存先”们，您又会怎么看待这些农民企业家的人格特征和命运走向？

蒋子龙：多年前刚立意时就想写一部《农民帝国》，后来觉得这个书名太大、太重，遂改为《欢喜树》。过了一段时间，又觉得此名太过清雅、轻飘，最后还是决定再改回去。由于受一种可望而不即的境界的诱惑，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写不下去的时候。我总想把这三十年农民的命运、农村变革的得失，能够理顺了、参透了，然后写一部有思想分量的作品。标准定得有些虚悬，就容易写不下去，越写越感到很难驾驭这个题材。比如该如何把握现代农民的命运？他们的灵魂有着怎样的色彩？以及该如何看待现代农村变革的得失？这些东西在我头脑中还没有形成清晰的脉络。为了写这本书，我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包括西方的各种哲学流派，期望能找到一个工具，帮助我看透生活。我对农村的感觉以及农村给我的启示，逼着我不能图省事。我之所以在哲学上下这么多功夫，是基于自己的一种感觉，觉得当今文学难免思想苍白，精神贫弱，光是靠个人的聪明、靠一个好的点子支撑一部长篇会显得分量不足。于是《农民帝国》就写得很慢，总是处于一种舍不掉又写不好的状态，不死不活地吊着。我甚至想到过放弃，有时觉得目前还不是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不应该在不该写的时候写它，弄不好会糟蹋了这个题目。可当真要放弃，心又不甘，还仔细研究过《怎么治理盐碱地》、《中国人还会饿肚子吗》等科学和社会学著作……读这些书是想知道从古到今人类都对农村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让自己的小说躲开别人，不要写重复的东西。等我有了点自信，觉得有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再继续写下去……就这样写写停停，磨磨蹭蹭，一直拖了十一年之久。去年过春节，我跟八十岁的老哥哥坐在一起谈老家，谈过去的事，谈逝去的爹娘、爷爷奶奶以及所有不能忘怀的人……谈着谈着我忽然悟出一个早就知道的再普通不过的常识，写小说最重要的是写人物、说故事，何必非要参透农民的命运，参透数十年来农村变革的玄机？我又不是做农村调查报告，不是在政治思想上给出答案。创作只要把人物确定之后，他们自然会按照自己的性格逻辑行事，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无需我太费心机。一想明白这个问题，创作就变得顺利了，全部完稿后又放了两个月，想想也不可能再把《农民帝国》写成别的样子，就将书稿交给编辑。今天谈这个过程连自己都觉得奇怪，中途像碰上了“鬼打墙”，竟然耗费了那么长时间，真是耽误自己。可能我吃亏就吃在思想上太过执拗，或许我得益也是因了这种执拗。

再说郭存先们的命运走向。大概是一九九六年底，媒体公布了一项调查，全国已经连续评选出三届优秀农民企业家，几十个曾大出风头的人，没有几年的工夫，抓的抓，跑的跑，倒的倒，还能够说说道道的所剩无几了。我不免吃了一惊，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并对一些熟悉的农民企业家进行采访。有个人说得格外生动：这些年就像做了一场梦，原来很穷，暴富之后开始贪恋以前所向往的东西，没吃过的要吃，没干过的要干，没见识过的要见识，过以前皇上过的日子……突然某一天梦醒了，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地，或者又成穷光蛋了，或者被关进了监狱，甚至过早地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