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漫谈写小说（1/6）

——1989年12月在本钢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摘要）

现在谈谈工业题材问题。因为我们都是搞工业题材的，所以我就工业题材多谈一点。

公司宣传部吴部长写了一篇文章，叫《现实的选择》。我很欣赏这个题目，所以我联想，当代题目的特点应适合自己的文化。中国当代的经济，必然选择适合它的文化。我们当代的中国文学，还没有成熟到不被选择，还没有成熟到有勇气拒绝选择，我们必须接受经济的选择。我举个例子：在天津的座谈会上，一个作家发言说，我总结自己这十年的创作，浮泛，浮躁，写得太躁。他说，为了养育儿子，每月必须赚三百块钱才够开销。所以，大文章、小文章都写；《海南日报》给的稿费高，就给《海南日报》写。这是什么？经济对文化的选择。他知道自己写得很躁，但他同时不得不为了生活去多写、去赚钱。大家想想，他每天要写多少字，这样的文章能不躁吗？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为了赚钱写文章也不一定都躁。巴尔扎克写了那么多，不也是为了赚钱吗？国外许多大作家产量很多，他不也是为了赚钱吗，有些东西也很好。

所以，经济对文化的选择，我们无法抗拒。还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工业题材上不去。我在中国作协大会上讲这种话，没有一个当代作家反驳，也没有人说我说得不对。我的观点就是工业给整个社会、整个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它改变了人性，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机械工业，甚至形成了铁板一块强加于人类。人类发现了工业，反过来受工业统治。比如刚才，扩音器突然发出噪音，那就是对蒋子龙的抗议，或者是对我的讲话不精彩的抗议，或者对人类的一种藐视。它如果老那样响，我就没法讲了，我怎么讲也响不过它。你还可以想，假如今天没有扩音器，没有灯光，没有暖气，你看我们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大家也绝不是现在这种心境。如果没有火车，没有信息，我就根本到不了本溪。由此看出我们人类跟工业的关系。你身上穿的、用的，乃至吃的，都跟当代工业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那么，我们逃避工业，逃避这块生活，文学还有什么前途？

为什么写农业题材容易出感情？因为社会是从地野天荒发展过来的，大自然有山有水可以抒情，大家也习惯那种生活，感情纠葛可以在那里展开。但是你想想，当代有多少矛盾是在农村？政治问题、物价问题、科学发展等等，都在城里。我们有些人一见工业、一见城市就捉襟见肘，才力不够。你看看国外的一些大作家，从来就没有工业跟农业的界限。比如舒尔贝洛的《孔堡的礼物》。我很喜欢舒尔贝洛这个人，包括那个辛格，他们现在的东西根本没有工业跟农业的界限。许多发达国家根本分不清农村城市，在他们那里，城市像农村，农村像城市。前不久，北京作协书记处的一位同志把我拉到他家，他用打字机写作。我说你们享受工业跟科技的成果，但是又想逃避工业跟经济和现代科技。为什么呢？他用打字机写作，又想写那个什么远离城市、远离经济，什么原始的——其实也不是真正原始的题材。那原始的大兴安岭，许多人又不敢进。所以当代文学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不敢涉及工业题材。

写工业题材到底怎么写？我今年只写了两个短篇是工业题材的。离开工厂四年，这四年没反映工业题材，但是这四年对全国的企业——典型的大企业、现代化的电子行业等我都看了。基于积累，原计划今年写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为什么停了三四年的工业题材？我觉得我自己把自己推到了一个临界点，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当我想不出很好的办法的时候。我不想再动笔。不是说我的作品如何，我是在讲写作的过程、构思过程。一九七五年秋天，第一机械工业部在天津开了一个工业学大庆会议，我参加了那个会，结识了许多当时靠边站的老同志，我就写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因为在我写《机电局长的一天》的时候，正面人物、一号人物是年轻的小青年，文学已进入了死胡同了。《机电局长的一天》就是写老的。当然，以后有人说这是个大毒草，如何如何。“四人帮”倒台，《乔厂长上任记》是接着《机电局长的一天》的。它的核心就是个人的魅力。不要说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一个单位领导人的个性、风格、智慧、气魄，跟工作单位有很大的关系。这跟家长作风、跟不民主是两码事。

《拜年》是写一个表面上很厚道，给大家打水、扫地，早来晚走，实际上是个权力欲很狂的人。然后又写了一个《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之后又写了《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是写工人的，写一个玩世不恭的工人。

触动我的，是北京的一个理论家。一次座谈会上，那正是我的作品鼎盛时期，他在会上对我做了长篇批判，他批评我是当代制造套子的人。那是一个很高规格的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而且大家都知道他是支持我的。他批评我的题目就是《当代文坛制造套子的人——蒋子龙》。他说我有功绩，也有罪过。他说《乔厂长上任记》留给文坛一个路子——作品里主人公四五十岁还没搞对象，突然出来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