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重返工业题材”杂议（1/2）

——答陈国凯

国凯兄：近安！

刚分手，你突然又来这么一封“公开信”（见《人民日报》3月17日）将我一军。关于“重返工业题材”，其中的酸甜苦辣非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让我认真地想了一晚上。

一九八二年底写完短篇小说《拜年》，六年来便没有再写以工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我是在自己的工业小说的创作高峰突然消失的。登上了文坛，一定还要懂得什么时候离开文坛。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束缚了我，我也糟蹋了自己心爱的题材。工业题材最容易吞食自我，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所创造的人物的压迫。可爱的读者像“学雷锋”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和寻找我虚构出来的人物，闹出许多可哭可笑和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使我有负疚感。我感到作家的责任太大，文学的自由太少。

一九八三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更何况改革之势迅速异常，“改革文艺”风起云涌，文坛已经热闹起来，少几个凑热闹的没有关系。尽管我在创作的时候最信赖的还是虚构，在观察和剖析生活时关心的却是现实，企图能把握现实的命运，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深度。让现实的深刻养育自己的思想，让现实的荒诞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工业题材是险象环生的。在企业里，生产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往往也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他们多是领导干部。政策性强，时代感强，难以驾驭，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很难把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变为美，至少比把其他生活变成美要难。把他们创造成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学形象更难。自瓦特发明蒸汽机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快二百年了，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飞速地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可是反映工业题材的巨著有多少？

艺术家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工业的成果。对大工业又缺少应有的兴趣，甚至不屑一顾，摆出贵族对工人的傲慢（当前因经济原因主动跟企业家联姻是另一回事）。

工业当然也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它包容着人的内涵。但人的形式肯定要被技术改变。六年前，雅克·艾吕尔的书给我造成的刺激至今还有印象——由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并推动的工业，是一股强大的集权主义力量，它对人类生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巧妙地侵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形成一个不可抗拒的陌生的宇宙。它把自己的法则强加给世界并消灭一切反抗。自我长存，成指数增长，方向无法扭转，人的干预算不了什么，倒是人的选择必须要受到它的限制。它漠视文化和意识的差异，控制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仍然是统治者，同时也受到技术的统治。贫穷、污染、战争、社会混乱，构成对人类的真正的打击力量，会使人逐渐地丧失原有特性。怎样找到工业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到底是工业的胜利，还是人的胜利？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不知该创作怎样的“工业人物”。

扯远了。但这些都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

既然这是个“解构和重构”的时代，每个作家就不可能不思考，不怀疑，不探索，不否定，不重构。几年不写工业题材的小说，不等于跟工业题材“一刀两断”。我是来去自由的，笔跟工业拉开了距离，人并未拉开距离。命中注定要承担体验、观察和剖析工厂生活的角色。何况还有人不让我“逃离”工业题材呢！他们说我是工业题材的什么，是“改革文学”的什么。我受宠若惊，受之有愧。我写工业题材小说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学”的概念。中国的许多概念就是这样起哄式的想当然的产生的：工业题材等于改革，写工业题材就是写“改革”；写“改革”就是“改革文学”。“改革”本身还没有章法，“改革文学”的口号倒喊得震天价响，一哄而起，一窝蜂，中国又向来不缺赶大潮的和反潮流的勇士。于是既弄臭了“改革”，又弄臭了文学。人们一见到表现“改革”题材的文艺作品，先在心里打个问号。倘若不是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好看是不愿问津的。

我没有什么“主义”好谈，创作中主要是信任自己的直觉。我也找不到一种现成的理论能解释今天的社会时尚，能解释当代文学现状。理论再好也只能充当催生婆，现代理论雄心勃勃大有取代有情男女自己做产妇的架势。然而，工业题材仍然处于半禁区的状态。时髦人物、优雅潇洒之士、追求永恒的人物是不会光顾的。工业题材成了短命题材，吃力不讨好的题材。题材决定论者不喜欢它，说它决定失败。反对题材决定论的人也不喜欢它。真是“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尽管每个当代人的生活里都离不开现代工业产品，文学似乎离开工业社会仍能卓然独立。

现代社会时尚是圆巧，是瘪熟、烂熟，不是饱满的成熟。文学想变成这种时尚的附庸，或者把自己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