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小说杂谈（1/6）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谈一谈自己创作上的得失与体会。有时要举一些自己作品的例子，作家解剖自己比较容易，目的在于互相学习、交流。

写作同别的工作有一点不同，很多工作都是越干越熟练，包括某些艺术工作，比如演戏、刻制工艺等，唯独创作越干越难。这种特殊规律，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写作越是感到困难，好像越有出息。如果你越写越感到轻松，我觉得不一定就是好事。作品要经受漫长时间的考验。作家要率领自己塑造的各种人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去一次又一次地在小说中跌宕起伏，磕磕碰碰。在生活的长河里领略各种风光，搏击狂涛大浪。作家是通过写作来解释和探索人生的真谛，帮助人们解释生活，要说这是件很容易的事情，那倒是反常的。

我认为创作的规律就是没有规律；创作的窍门就是没有窍门。

当然，艺术是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这个规律概括起来说，就是它没有任何具体的条条框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有你的长处，我有我的长处，各干各的，不重复别人的，也不重复自己的。难就难在这里。有些工作熟悉了一套以后，可以按这个路子走下去。创作的路子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在变，自己的路子也不断在变。如果作家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前面的路很直，我说这个作家就可以撒手别干了。在直路上飞跑的作家，走在哪里都能写，写出来都能发表，把写作变成一种机械的劳动，实际上已变成写作匠。

作家和写作匠应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干过写作匠，六十年代初给厂长当秘书，写过不少材料，那种材料厂长拿去在会上念，念完后再无用处。有一次遇到一个厂长（乔厂长身上有点他的影子），他解脱了我。我给他当了一年多秘书，他不叫我写稿子，光叫我提供一些数字，对这个厂长我非常崇敬。写讲话材料那种工作是可以越干越熟的，有个固定的模式可循。作家是不能这么干的。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愿意驾着轻车沿着自己已经跑出来的熟路往下走，这样最省劲。一些有经验的作家和编辑部的同志都劝告我，不要走那种轻车熟路。比如当所谓“伤痕文学”正盛行时，我写了《乔厂长上任记》，揭露了矛盾，人物也着力歌颂了一下，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路子。

事实上，在我写完《乔厂长上任记》以后，就在创作上另辟途径，写了《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这跟《乔厂长上任记》不同，人物不同，处理材料的角度和手法也不同。不久，又给《新港》杂志写了一个《晚年》，写一个退休老工人的苦闷，完全回到另外一种人物的心灵中去了。在这以后，我想再闯一条路子，于是写了《今年第七号台风》，一个最“高级”的人物——留过洋的研究所所长，一个最“低级”的人物——烧锅炉的老工人，一起出去打鸟，喝酒，我试图把这两个人物的灵魂扭在一起碰撞……这是我在创作道路上的又一种试探，不能说完全失败，但自己并不满意。

我想着力探索的，怎样使人物的心灵和时代、生活、现实扭结在一起。我自己总觉得还不够“味儿”，似乎还应更“高”一点，更“艺术”一些。也就是用文学的解剖刀打开人物的心灵，以此来解剖和研究整个现实社会。用揭示现实的办法来反映现实，我认为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通过人物的心灵、性格看出时代，看出现实，看出社会的风云变幻，这是比较难的。因为人物的心灵同时代有时吻合，有时发生矛盾，写的时候会碰撞；人物的心灵同心灵碰撞，人物同时代碰撞，抓这种碰撞中的最有意义的火光是比较难的。先写的那个《晚年》、《血往心里流》都不大成熟。《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稍好一点，稍微抓到一点人物。我可以不写时代，甚至不表现人物的生活背景，只要把人物的心灵解剖开来，就可以从心灵的“年轮”上看到时代的印记，看到社会的风云变化，看到世间的冷暖。但是，仍然有某种不大舒展的地方，所以我又搞了一个中篇《螺旋》。我写《螺旋》，想让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感情波涛像螺旋一样地起伏不定。

大家知道历史是螺旋形地发展的。螺旋有死的，也有活的，死螺旋的螺纹不能去掉，否则就不起作用了。有的螺旋像沙发底下的弹簧，是活的，可以把上面的一圈一压压到最下面。我发现历史有时候像活螺旋，是从经济角度看的。从一九五八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段历史的经济，就是活螺旋，它不是从零开始，而是多少进展了一点，又整个被压下来，倒退了，倒退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我的小说结构是螺旋形的，写人生也是螺旋形的，颠三倒四，好像很乱，实际上我试图通过一个人物命运的坎坷不平，通过他心灵上东磕西碰的创伤，来反映这个人物和时代的关系。对这种写法，开始自己很得意，冷静下来后发现也不很理想，再说作品发表以后，得听听人家的评论，才能检验自己的试探是否成功。

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以下简称《赤》），同《螺旋》的手法又不一样。我有个想法，写作技巧和手法有各种各样的，可以不断地变化，可是有个根本的东西不能动，就是必须真实。手法过于花里胡哨，往往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