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时代召唤文学（1/4）

——在1981年湖南笔会上的发言

时代选择作家，作家不能选择时代。借用我们的习惯说法，出身是不能选择的。我们不可能选择曹雪芹的时代，或者选择多少年以后再出生。我认为，一个大作家的产生，取决于时代。产生一个中小作家，像蒋子龙式的作家，很可能取决于生活的培养和个人的努力。爱护天才，就是爱护民族。作家越是伟大，越是属于民族的，属于时代的。一谈起鲁迅来，是中国人的骄傲；一谈起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来，就是俄罗斯的骄傲。

政治是生活的神经。一个人、一个家庭，都不可能离开政治。从解放后这些年，一个一个运动，哪一个你脱离了？所以，文学作品要想完全摆脱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文艺的概念要比政治的概念广阔得多。如果政治垄断了文艺，那么文艺的生命就要被扼杀。文学艺术反映时代，反映生活，反映历史，反映政治的痕迹。你不了解时代，做点空想的梦，是行不通的。从打胡适时就鼓吹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一些报纸的文章要我们搞纯艺术的艺术，搞了几十年，留下来的作品哪一个是纯艺术的艺术品？这不现实，也不可能。而且，就我所知，历史上流传下来的那些珍品，还没有一个是脱离当时的政治和经济，脱离时代的纯艺术的珍品。《红楼梦》没有政治吗？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那不就是政治小说吗？雨果的《九三年》，写那种贵族式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这不就是政治小说吗？他们为什么仍然成为大师，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仍然成为珍品流传下来？“写政治流传不下来”，我不赞成这样的观点。托尔斯泰和雨果当初写他们作品的时候，是凭他的良心，凭他的责任感，凭他的感情，站在时代之上，反映他们所处的时代，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用作家的良心、作家的感受，拿出他们的结论。我们写政治的政治小说，为什么不能流传下去，这个时期完了，赶到下个时期就不行了。不是因为没有离开政治，而是因为你在政治下面，在政治的禁锢之下。或者说，在时代的下面想反映这个时代是不行的。不是反映了政治，你的作品就不能流传下去，就没有生命力，我认为恰恰相反，艺术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它的生命力就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世界上所有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与时代紧紧相连，作品如果能够深刻地反映那个时代，那么它的生命力就能超越那个时代；反之，作品是没有生命力的。挖掘时代，认识时代，是产生杰出作品的最主要的条件。

我们关于时代的概念十分混乱。“反右派”时代，“大跃进”时代，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代，“四人帮”横行时代，三五年一个时代，甚至几个月就是一个时代。这是把运动当作时代，把口号当作政治，所以作家就诚惶诚恐，把握不住。并且，这些运动多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人的神经都受不了，何况文艺呢？这样的大跌宕，是不可能不干扰文艺的。这个时代如果称得起是伟大的时代，将来一定能够产生伟大的作品。我想把时代的概念搞得稍微清楚一点，然后到写作的时候，就好对付了，就有些办法了。不然你就受到禁锢。

政治本身是一门科学，而现在却有人把政治当作一种不学无术、最好的铁饭碗，最容易做的工作，这是对政治的一种错误理解，是时代的一个悲剧。

作家还有一个禁锢，就是读者。读者又是什么水平呢？这次我到湖南去，有几个工人作者，甚至一个矿区的工会主席提出个问题，说你那个《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里的金厂长是好人呢还是坏人，怎么也看不明白。有一位评论家在一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好像是表扬我，说作者通过一个秘书的嘴，鞭挞了金厂长这个大滑头。我感到很惊奇。都是四五十岁的人了，难道非要我告诉你，这个是红脸，那个是白脸；这个是好人，那个是坏人……你打算让我们的作品搞得那么简单？前天，我下车到一位作家的家里，他那七岁的孩子对我说：“蒋子龙叔叔，你写的那两个厂长全是坏蛋。”这个七岁孩子的欣赏水平代表了我们一批成年读者的水平。实在可悲！这是我们的时代啊，时代打下的印记。这东西对作家也是个框框。

有一个工厂去了个女厂长，厂里有个开汽车的是她顶头上司的外甥，非常霸道，投机倒把，胡搞乱摸。女厂长上任没两天，赶上这个小子开着汽车拉着私活从厂正门要走，有人向女厂长告状，女厂长把他拦住，批评他。这个司机不但不接受批评，当场还说了很难听的话，和厂长顶着干，厂长下不了台。女厂长很生气，说不出话来。这时旁边就有人说了，这就看看咱们新厂长是不是乔厂长。这个女厂长就问办公室主任：“是不是咱们厂前几任有个乔厂长？”办公室主任说是一本书里提到一个乔厂长。这个女厂长回到办公室以后，办公桌上放着一本《人民文学》杂志，就翻到乔厂长那一页，不知道是哪位工人送来叫她看的，还用红笔在《乔厂长上任记》的题目下面画了一个大红杠杠。这个女厂长看了，第二天开群众大会，宣布几条决定，处理那个司机，不让他开汽车了。而且还举着书说：“我有根据，乔厂长就是这样干的！”不要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