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岁月峥嵘（1/4）

大兴安岭的黄花松生长缓慢，二百年才长得一抱粗。锯开来，年轮细密。由于气候寒冷，无霜期极短，每年就长那么一点点。

如果到了阳光雨露十分充足的南方，二百年可长成一棵惊世骇俗的大树。锯开来，断面光滑，年轮稀疏。

我的脸更像大兴安岭黄花松的横断面。

即使想恭维我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我看上去不像才四十多岁，更像五十多岁的人。就凭我这一脸褶皱，在公共场所经常赚得几声“老大爷”的称呼。

我并非愿意冒充“老字辈”，人老得快实在不是什么美妙的事。但也无可奈何，这是生活对我的格外照顾，每一条皱纹里都藏着一条人生的教训。

一位老同学劝我去整容，恢复本来的面目。据他说我也曾经英俊过。我拒绝了，我羡慕英俊，但更珍惜生活赐给我的这副面孔，只有它才能表达我的命运的真实品格。

“拥抱现实”——我最早见到这句话是在一位编辑写给我的信里，我喜欢它含义的真诚和大胆，“这是一条艰难的、布满荆棘和风险的创作道路……”

当时我并没有把这些话当成格言，多少年过去了，我几乎每写一篇着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总要引起一些或大或小的风波，称得上是三步一个跟头、五步一个吊毛。

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于设想，如果没有出版部门和编辑，自己会是什么样子。有人把这种关系比喻成师生，比喻成园丁和花木，也有人说成是生产和销售的关系……

真要这样简单明了就好啦！

每个作家最初走上文坛总有那么一两个杂志或编辑起了重要的作用，假如没有《人民文学》、《天津文学》，我也许不会走上今天这样一条路。至于会走一条什么样的路，比眼下的这种生活更好或更坏、更容易些还是更艰难些，我也说不清楚。反正不会是眼前这个样子。

往事如烟如雾地飘散着，也总有一些东西飘散不了，在生命的沙滩上沉积下来。

当我二十五岁的时候，已经能够试着发表一点散文、杂文和短篇小说，对文学的圣殿就越发崇拜，心向往之：它是那样神秘莫测，庄严无情。我却不知道圣殿的大门朝哪儿开。我更喜欢人们把艺术形容成海洋。我曾在海军里服过役，虽然深知海洋变化万端、深沉广阔，但毕竟是可以征服的，乘上大船就可以渡过去，如果有一艘“航空母舰”，简直就是海上霸王。每一种刊物都是艺术海洋里的船只，载着那些幸运儿驶向辉煌灿烂的彼岸。

我的航海知识和气象知识欺骗了我，它根本不能解释政治气候。一场昏天黑地的风暴，使艺术海洋上的大小船只几乎全部沉没了，我写出的稿子一件件退回来了，有的排出了清样，有的原封未动，湿漉漉，沉甸甸。大海在沉默，这是怒涛排空、惊雷炸天前的沉默；这是广大的无边无际的沉默，又是歇斯底里、热热闹闹、大喊大叫、死一般令人窒息的沉默。

谁也不认为是沉默，都以为是爆发，是革命，是新生，新生中的死亡。

“四清”工作队解散，我回到已经没有一个逍遥派的工厂，立刻成了资产阶级路线的“老保”。没有哪一个造反队愿意吸收我们这些人参加，在近万双充满敌意和蔑视的目光中，我和几个“四清”工作队员度日如年，熬了一个多月，实在难以混下去了，便横下一条心，决定自己摘掉头上的“老保”帽子，许别人造反就不许我们造反吗？于是，“锷未残革命造反队”的旗号打起来了，他们推举我做了“首领”。

尽管我的队员满打满算不足十名，一成了造反派，腰杆立刻就硬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油印出版《锷未残战报》。这是我们的长处，另外那些造反组织不管人马多么强大，写文章比不过我们。我们骂这个、骂那个，在我的眼里没有一个造反组织是纯洁的、是正确的。只有我们“锷未残”最革命、大方向掌握得最好。一开始还真把那些不可一世的造反元勋们给唬住了……

“过去他们搞‘四清’整人，现在‘锷’还没有残！”

当《锷未残战报》出到十五期的时候，文斗已不吃香，武斗之风渐盛。厂里最大的一派造反组织搞了一次突然袭击，砸开我们办公室的门，抄了我们的家，占了我们的房。一夜之间“锷未残”就惨了！我们几个人面对五千多个浑横不讲理的造反勇士，论打我们打不过他们，论骂我们也骂不过他们。我想起老前辈上山打游击的经验，于是宣布“锷未残”的战士打回老家闹革命，哪个单位来的还回原单位。参加“四清”工作队之前我给厂长当秘书，也好趁机下车间躲开上面的混乱。为了不让这口窝囊气憋在心里得癌症，我们在厂门口贴出了十张大纸的声明，我把一个二十五岁的业余作者仅有的才气全都扔出来了，痛快淋漓地将“大联筹”的造反队大骂一阵。

胜利者对我们报以嘲笑，并以“造反总司令部”的名义向全厂公开宣布：押送我去车间实行“监督劳动”。

我们明明是被人家打散了，还美其名曰是掌握革命的大方向，故作宽容。在造反至上的年月里，“老保”比地、富、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