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秋爽居闲话——《昆仑》近期小说漫谈（3/5）

脚下的创作道路。这一点需要声明。正因为如此，我们十分珍视发在《昆仑》上的几篇小说。

作家介入生活的方式，在整个文学史中去考察，无疑有大循环规律可以触摸到。虽然下一个循环绝对不是上一个循环的重复，但其血缘关系却一目了然。在独尊儒术的历史时期这种方式是单一的，一旦到了社会动荡时期，就会出现各类才华的横流，然后出现一两个集大成者，在这之后又会出现一批奇才怪才，最后都流入陈腐的河流。以此事考察20世纪文学潮流，难免要产生一种难言的悲哀。俄国形式主义、符号学、结构主义、改良的现实主义、新批评、社会学批评、对话批评、弗洛伊德式的批评、卢卡契和海德格尔的批评，都曾在20世纪文学舞台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这些理论或是创作的预言，或是创作的孪生兄弟，或是迟到的总结，其本身是不乏真知灼见的。同理，或许可以这么说，抽掉了它们，20世纪的文学乃至思想即是空空如也。但他们都没有那种引起我们崇敬的基本因素。如果这些作为历史学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作家、科学家，在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这样表演过，他们会得更大的光荣。这些理论，乃至这些理论影响下的20世纪世界文学，在中国的新时期，都走马灯地上演过了。所有这些理论，都曾在某一年或是在某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身上，产生过不容忘怀的回响，因此，我们一如既往地推崇他们。然而，我们现在是无法回避他们已成为历史这个事实，再像同时代人那样欢喜若狂地加以接受，无疑是幼稚的、可笑的。冷静地回想一下，他们的表演都是因为距托尔斯泰们太近，自觉无法望其项背之后，而产生的另僻蹊径。他们的价值在于为造区别巴尔扎克式大山而准备的原材料和发明的搬运金字塔巨石的新方法。萨特在七十岁自述中，曾经表示过作为文学家较之莎士比亚等人的渺小，马尔克斯自称永远是巴尔扎克的学生并非只是一种自谦。世界文学潮流近几年所表现出的复古倾向，连同启蒙运动之后的古典主义盛行，都可以看出文学自身规律的不可逆转。

我们的作家，特别是颇有才华的青年作家，这些年，仗着自己的才情，在东西文化又一次汇流中，其表现终究如何呢？温和地说，他们把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做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单项选择。他们在政治气候稍有变化时所表现出的弱不禁风、萎靡颓唐，正好把他们的致命处暴露无疑。不管你对现政权有这样那样的看法，政府对文艺的宽容，较之1860年前后的俄罗斯，是不可以道里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能在那种风浪中茁壮成长，那一定是因为我们作家自身的毛病了。

鉴于此，我们不能不对《昆仑》的倡导，和阎连科等人的努力倍加关注。面对他们，几年前风行的批评程式一无用处。他们的创作从内容到形式是无法兼容的，又无法将他们归为新时期曾经出现过的某一群人之中，同时，我们又不难从作品中寻找到他们的一种创作心态上的共性。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对《昆仑》的这次造山运动的初衷，做一想当然的阐释。文学发展过程当中，纷扰过后必然会出现一种较为整齐的律动，必然会对前一段纷扰进行归纳和总结，或是某种领过某种潮流人物的复活，更多地表现为一股新鲜的血流。阎连科是根植于中国传统后的广泛的兼容；李小渭在从雨果到纪德的血脉流淌中，寻找到了一个契入点；庞天舒无疑是在拉美文学的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师承中受了难寻的恩惠。他们不像第二代军队作家那样以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作为思想的酵母，也不同于先锋作家直接吸吮从形式主义到新小说或许已经变质的乳汁。他们时常要思考一下自己作为人子的行为准则，便是觉察到需要杀父，也不像莫言等人那样刚一出世就摆了崇洋媚外的威风，结果早早地被其同类干掉，而是温和地改良，最后藕断丝连地将一件件重负遗失。他们的这种特征，在当今的中国文坛，很难在一夜之间赢得公众的注目，但却能成为经得起不断咀嚼的话题。

三

闲话至此，是必须要做一些定量分析了。

先宰杀一只《斗鸡》一看。

阎连科本意是要挤进军队第二代作家行列中去的。有《小村小河》《两程故里》可以作证。这两部作品所表达出一种理性之光十分耀眼。前者乡情缠绵不能自拔，思前想后，阎连科就想对梁漱溟先生《中国文化要义》做一与军人牵连的补充阐释。这种思路，大抵可归为朱苏进写《凝眸》那条路上去，后者产生于对宗族宗法下农民的艰难的愤懑。深受其害，便想到了文学家作为思想家的职责，铺写程村人生存的文化现状、历史现状，小心地想指出一条出路，在这一点上，可以与《老井》《爸爸爸》作一关照。这个时期的阎连科，是把文学作为一种职业来谋的。这种把文学当作职业的心态，在中国十分普遍。要谋到这个职业，可能要采取远离文学自身所需要真诚的各种手段。使用这些手段的时候，他们就不可避免地遭受悖论和二律背反的折磨。大多数人就此止步了，这是造成大批作家局限性的重要因素。而一个真正的作家，他是应该把文学作为一种使命来完成。阎连科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