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秋爽居闲话——《昆仑》近期小说漫谈（2/5）

出生，像第一代作家一样，对祖国和军队怀有深深的情感，自觉地担负着一种责任和具有共性特征的义务。虽然他们多数人的思维也是多向的，但经历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已很难更换，便是改变，也只是不伤根基的修缮，其人为的力量不可能使他们达到艺术所必须的中庸。他们的恨，完全建立于爱之过甚之上，属于对屈原的单项选择。他们的作品也都承载着不堪负重的共性的理念，不管在思辨中运用了多少智慧，最终常常是一种非常明晰的价值判断。《昆仑》创刊以来，主要依靠的就是这个作家群。

阎连科、庞天舒等人，其介入社会的着眼点，完全迥异于第一、二代军队作家。他们的出发点是张扬个性，然后才是其他。四五年前莫言是被视为奇才或者说是怪胎加以接受的，批评家大都没能对他的军人特征加以考虑，那时候军队第二代作家正处一种喷薄期，把他作为一种例外在所难免。现在则不同了，一个刊物必须要正视作家阵营的这种变化，必须接受没能产生伟大作家时期的正常的新陈代谢。这里必须指出，因为做编辑工作的相对稳定性，现阶段期刊的中坚，与共和国也是同龄人。就军队刊物而言，编辑大都是军队第二代作家中的一个分子，第二代作家的优势和弱点的集大成者。在一代作家创作的活跃时期，以这种作家型编辑创办的期刊，所起的作用无疑是积极的，但如果到了衰退期，编辑还是那么怀旧，还是那么一往情深，必然要导致刊物的自然消亡。年余来，整个中国文学的退步，除了作家、批评家的因素之外，编辑的责任是无法推脱的。这也是我们看重《昆仑》近期变化的另一个原因。

《昆仑》对作家结构变化的自然顺应，不同于几年前某些刊物对一些新潮人物的无节制地加冕，那种做法是很容易发生伤仲永的悲剧的。它非常谨慎，几乎还是在试验的阶段。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无疑为刊物走出低谷，提供了一条路径。

二

现在我们回答阎连科、庞天舒、李小渭等人的几篇小说需不需要做这般的长篇大论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把几年前的莫言现象作为一个参照。不管莫言在沉寂之后会有什么表演，那一段历史必须尊重。莫言在军队作家中，是一个早熟的例外。他像阎连科等人一样，出生在1960年前后。他活跃于文坛的时候，阎连科等刚刚起步。回过头来看，莫言被文坛接纳时，他就表现出了与军队第二代作家完全不同的各种特征。他的笔在伸入部队现实生活时所表现出的吝啬，落得个吃里爬外的名声也是“咎由自取”。当时的评论对他的这种弱点都忽略不计了。实际上，在主观色彩十分浓烈的莫言，这种表现无疑表达了他对军队的一种态度，或许可以说，他的介入社会的方法是另外的一种。朱苏进能把生孩子写得这样美丽，那是因为他首先思考的是生与死这个永恒的命题，是基于哲学上的思考受孕而生的婴儿，是要为哈姆雷特作出选择提供一些直感的依据。莫言则像是仅仅依靠一个春日的奇梦，看见了我奶奶瑰丽的一死，所作的一幅临摹，它不承担什么，只是显示，它不祈求什么，只是诉说。《轻轻地说》和《红高粱》，这两篇同时在1986年出现的作品，同出于军人之手，在创作之初，都已出现了截然不同。我们无意去评判这两种创作途径的优劣，到了艺术大才那里，这本来就是殊途同归的。朱苏进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普遍的。莫言的对第二代作家创作定式的反叛，当时只是被当作一种手法的运用而被文坛接受了。这里面所包含的意义，并没人在理论上基于中国作家心理定式的现状加以诠释，这是十分可惜的。这样的结果，几乎让莫言本人都认为那仅仅只是灌注了生命意识之后的天才的一现，以后便在这一点上放纵开去了。所谓各领风骚三两年，大抵是这种单项选择的恶果。这段公案，连用先锋文学的钻入象牙之塔，留与后人评说去。

阎连科等人却因此有了所悟。他们像莫言一样，童年时都有过长时间的饥肠辘辘，又因没能过早地获得名声，塞翁失马地得到了以旁观者身份观察莫言的狠巴巴是怎么遭到了公众的冷眼的机会。有了这种感觉，就不敢艳羡余华、孙甘露等人短期内所获得的令人目眩的名声，便极有可能地暗地思忖或者怀疑飞来的金银珠宝是否能够久长。因为匆忙，或者说急于改变现状，再或者说光宗耀祖的隐私，而未及细看或是根本没看的屈杜、曹雪芹、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连同线装的老庄，都被请到了案头，与福克纳、马尔克斯、弗洛伊德、萨特、纪德等人排在一个行列之中了，产生看了几年皮影戏的感觉是必然的。

有了这些准备，他们便知道那种领几年风骚的虚妄。

作为创作的准备，在知识上，他们有时间在众多的风格和内容迥异智慧当中徜佯后加以取舍，在经历上，他们能够从容地对社会进行较为全面地、冷静地剖析后加以吸收，作为十年新时期文学的目击者，他们有了做出自己选择的根据。这是他们的幸运。张扬个性所必需的度，吃洋奶喝陈年老酒所应有的节制，他们都能平静地加以寻找。

这里无意把阎连科等人描画成该下六月雪的被埋没的奇才，我们只关注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