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完结（1/2）

庚子日，又颁布《捕贼条》，进一步明确县令、尉的捕盗责任与奖惩办法，同时规定：

如令、尉力可捕贼而公然逗留，致有透漏者，勘罪闻奏。￠2?芭.看!书-王\ \蕞,鑫?漳′結.埂-欣^快/力所不任，画时报邻近巡检使臣及州府同共捕捉。合报亦不报，亦仰勘罪。若巡检使臣及州府闻报，不与借力，许令、尉直申奏，长吏、使臣并当重责。[40]

建隆三年的《置县尉诏》与《捕贼条》划定了北宋地方安保体系的基本架构——州县与巡检共管。乡村治安，以县级政府为主要直接责任单位，“应乡闾盗贼”，包括小股的“劫贼、杀人贼”，均由县负责逐捕。县尉是专职的捕盗官，为直接责任人，县令负有次要和领导责任。具有一定规模、危害严重的“群贼”伙盗，县“力所不任”者，则由州府与巡检使臣共同负责。城镇治安，州城由州都监负责，[41]县城仍责县尉，镇郭则由镇将主其事。兼有维安捕盗与加强对地方控制双重功能的巡检，从此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重要制度，宋人故谓“今世之法，庇恤民户者，悉赖州县长吏，擒逐寇盗者，悉委巡检、县尉”。,k,a-n_s\h!u.c·m?s\.*c·o*m`[42]

三 巡检网络的“不均匀”分布

宋朝的地方行政实行州、县两级制。以州、县为单位观察，州有州都监，县有县尉，州都监与县尉的分布可以说是“均匀”的。相比之下，巡检的分布则是“不均匀”的，巡检的巡辖区域与州、县界至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有“整合”者，即在不打破州、县界至的前提下将盗贼多发、治安形势相关联的邻近州、县整合为一个巡检区。比如，景德三年（1006），因“京东诸郡常有群盗，依阻山河，州县苦之，乃令门祗候胡守节与京东转运使张知白等相度所部州军，分为五路”，“各置巡检司”，“令便于警捕也”。[43]北宋的京东路历史上是秦末刘邦起义、唐末黄巢起义的发源地，“其民喜为盗贼，为患最甚”。[44]而州县长吏限于管辖范围，避事者不愿出境讨捕，敢任者又唯恐越职之嫌，故使盗贼横行。′2¨疤￠墈′书*王! +哽~薪!醉`全￠景德三年所置京东五路巡检司，“以应天府、曹、濮州，广济军为一路；济、郓、兖州为一路；淄、齐、青州为一路；登、莱、潍、密州为一路；沂、徐州、淮扬军为一路”，[45]是在一路范围内，按照盗贼发生的地域规律以州为单位进行分组、整合，并未打破州界。嘉祐八年（1063）在福州长溪县设置的沿海六县巡检也属于整合型。长溪在福州最北边，北邻两浙路的温州和处州，“四向最远，去州城或七八百里，山川险隘，盗贼多窜入温、处等州，而两浙州军盗贼却入长溪县界”。嘉祐八年，经福建提刑司建议，在长溪县设置沿海六县巡检，自北向南，将福州的长溪、罗源、宁德、连江、长乐、福清沿海六县合为一个巡检区，领“兵级三百人”，“仍造刀鱼船十只，往来海上收捕”海盗。[46]

有“打破重组”者，通常为打破州界，将临近的县组合为一个巡检区。典型的例子，比如，京西北路的滑州韦城，开封府的长垣、东明，京东西路的冤句、南华五县彼此接邻，“自来多有贼盗”。皇祐元年（1049），添置韦城、长垣、东明、冤句、南华五县管界巡检，不单打破州界，还跨越了路的分野。[47]又如，元丰二年（1079），闾邱孝直在福州永福县境内的辜岭设置巡检，“管认福州永泰县、兴化军兴化县地分巡警”，[48]则是打破州界，将相邻的两个县合为一个巡区。

“不均匀”的巡检网络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巡检网络的形成过程，就是宋朝政府利用巡检制度应对治安问题的过程。当地方治安形势恶化到一定程度，政府即可派员统兵前往巡检；当治安形势相对稳定之后，部分新设巡检便会转变成为常设机构；而其后治安形势的变化，也会促使政府改变巡检的廨宇位置或者重新划分巡检区。比如，“广州多蕃汉大商，无城郭，虽有海上巡检，又往复不常，或有剽劫，则全乏御备”。为加强广州治安，天禧三年（1019），特徙广、祥、恩州海上都巡检一员廨于广州市舶亭南。[49]再如，“河中府，同、解、鄜、延、丹、坊州，并西京、陕、虢、河阳旧为两路巡检”，天圣元年（1023），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