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1/2）

3月17日，街道上，随处可见穿着一身绿的爱尔兰人，到了圣帕特里克节。

我不禁想，要是他们知道戴绿帽在中国文化里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气得跳脚。听说在芝加哥，这一天会把河水染成绿色，幸好在波士顿，查尔斯河幸免于难。

到下课时，就更夸张了，游行的人群把道路堵得水泄不通。我在一汪绿色的海洋里畅游，被挤得七荤八素，跌跌撞撞。只好认了命，退回楼内，找了个琴房练了会儿琴，外头的吵嚷声渐弱，才又下了楼。

我看见了杨千瑞，也被堵在门口，寸步难行。

我过去拍了拍他的肩，指着那些脸上涂满了绿色颜料的人，对他说：“这下你见到真正的怪杰了。”

他腼腆地笑了笑，把手上提着的小提琴盒抱到胸前。

我们静静地等人群散了，一起走出楼外。他最近很少找我了，偶尔我们在学校里碰上，也说不上两句话，就分开各自上课去。

我想他已经完全跟得上课程，不需要我的辅导了。白眼狼，没事就真不来找我了。

“最近忙什么？”我问他。

“上课，还有排练，乐团要排一首新曲子。”杨千瑞老老实实地回答。

伯克乐按照测验等级，将学生分门别类，分配进各个风格迥异的乐团。但并不强迫出席，总体还是靠自觉。

究其原因，交响乐团不需要钢琴手。就算极少的乐章需要钢琴点缀，供也远远过于求，所以我只挂名，派不上用场，也不热衷于这回事。

但小提琴就不一样了，它是交响乐中绝对最重要的主角，以及最众多的配角。

“怎么样？”我问他。

杨千瑞犹豫片刻说：“有些……不习惯，以前都是一个人。”

我开解道：“挺好的，这样你能认识一些新朋友。”

“好像并不是朋友。”杨千瑞微微摇头。

“什么好像不好像的，你连是不是朋友都分不清吗？”

杨千瑞拿手指比划了下：“你，彦良，我能确定我们是朋友，他们……不太一样。”

“朋友”这词如同一阵晴天霹雳。我完完全全在想，他竟然把我当成和彦良一样的朋友？！那他怎么不找彦良给他补课？！

我压下怒火，平淡地和他说：“别搞种族歧视啊，交点外国朋友吧。”

杨千瑞立马接：“我也没见你有外国朋友啊。”

我冷笑一声，别有所指：“以前多得很，哪个国家的都有，法国丶英国丶意大利……”

杨千瑞打岔问：“怎么没有美国人？”

……因为我碰上的几个美国人都又大活又差还不愿意做bottom，能这么告诉他吗？

于是我冷声说：“合不来，你先管好自己。”

杨千瑞委屈地笑了笑，我们从岔路分头走。

彦良难得在家，还煮了一大桌子菜。我和他提起时，他说怎么不喊杨千瑞也一起来吃，火上浇油把我气得够呛。他俩什么时候成了会处处想着彼此的关系了？

气不打一处来，脑海中的回忆渐渐清晰，拨开云雾，“我就没见他吃过咱们家的饭，喝过咱们家的水。你说，他是不是怕我们会往里面下药？”

彦良满不在乎地说：“那也是防你吧，关我什么事？”

“你大爷的。”我骂了一声。

我对杨千瑞的好感，在旁人看来昭然若揭。但怎么好像他一点也不察觉？每次我觉得差不多到时候了，就被他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透心凉。

就像这次——“朋友”。

彦良说：“过两天我回国一趟，请了一周假，要帮你带什么吗？”

我一听，立马高兴撕了一张便签纸，列下一长串清单。彦良摇着头教训我道：“你就没什么要带回去的吗？光知道往外拿。”

我默声想了想，对他说：“等会儿我打个电话回去问问。”

“嗯。”彦良应了一声。

我下楼走了一段，到达那个熟悉的红色电话亭，关上门。捂着手搓了搓，艰难地按下铁锈斑斑丶冷冰冰的数字键。标着数字8的按键失灵，摁不动，我用力狂戳，又反应滞后地跳出一大堆，骂了一声将手中的听筒挂回原处，再拿起重拨。这通电话还没开始打，就已经像在上刑了。

响了没几声，被朱阿姨接了起来，我家的保姆。

她一如既往地啰嗦，“哦哦，阿杰啊，你爸妈都没在家，你打电话过来，有什么事，事情急吗？要是急的话你先告诉我，等他们一回来我就告诉他们。”

我有些烦躁，“没什么，就有个同学要回国，问问他们有没有想带的东西。”

朱阿姨说：“这……我也不知道你爸妈想买什么，要不然你明天再打一趟？”

“好，阿姨你有什么想要的吗？”我顺口一提。

电话那头的人显然吃了一惊：“我？阿杰你别开玩笑啦，国外东西都可贵了，我哪买得起什么。”

我开玩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