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4章 我和许多是在1993年6月的火车上认识的（1/2）

星期六上午十点半，我和许多在君来保龄球馆打球。球馆很静，许多弹无虚发。打着打着，我想到苗条，忽然心慌起来，手也软了，把球一个个打到槽里面。我感到自己有些好笑，都活这把年龄了，不说历尽沧桑，也算是阅人无数了，居然还为一个小女孩患得患失，这像话吗。许多哈哈大笑，手舞足蹈地仰倒在座椅上。

我双手做出掐脖子状，咬牙切齿地走向她，一路说：“我掐死你，我掐死你！”

许多说：“你舍得吗？”

我说：“舍得又怎么样，舍不得又怎么样？”

许多看着我，淡淡地说：“舍得就让你掐死算了，反正活着也没什么味道。”

我说：“也许是这球不行，我要去找个八磅的来。”我到球柜去找球，懒得理她的要死要活，许多也起身去打球。苗条又从我心里跑了出来，我捂住心口，压了压，回转去看许多打球。

许多说：“你去洗手间洗洗手，也许运气会好点，不要每次都打六十分。”

我想想也是，便走到洗手间，先是撒了一泡尿，然后打开水龙头洗手。水压不高，是经过技术处理的，据说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省水，一是避免水流飞溅弄湿了衣服。科技真是让人熨帖。

我回到球道又打了两局，还是没有超过七十分大关。许多说：“我们不打了，去喝杯水歇歇吧。”

于是我们上到保龄球馆二楼咖啡厅，靠窗坐下，许多要了一杯咖啡，替我要了一杯橙汁，然后问我：“你是不是有心事？打得那么臭的。”

我笑笑说：“没有呀，我的技术就那样，不要把我看得太高。”我本想接着说‘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这是我平时爱跟女孩子说的，占点小便宜，但现在还是不说为好，许多对我有点傻。咖啡厅跟球馆一样的静，倒不是国民素质忽然提高了，是没什么人在。

许多说：“你有心事，我看得出来。”

我不耐烦的挥了挥手，说：“管我有什么心事，说说你的心事吧。”

许多抿嘴笑，说：“我才真没有心事呢，我活得多幸福。我明天就回家，过几天就结婚做新娘了，你说说看，难道我不快乐吗？想不快乐都不行哪。”

“那也是。”我说，“恭喜你！”

“虚情假意。”许多不高兴地呶呶嘴，低头啄咖啡。

我和许多是在1993年6月的火车上认识的。那会许多是个十八岁的小姑娘，腰纤腿细，肩窄肉嫩，留着刘海，老喜欢挫动下颌顶出下嘴唇往上吹风，将刘海发吹得飘出小叉来。我就是看着那个活泼的小叉与她搭话的。那会我二十四岁，虽然也不算小了，但还有很多的热情，觉得任何人都亲，可以聊上几句的。许多告诉我她已在东莞打了半年工，这次在家玩了半个多月，觉得不好玩了，又去打工。我说，你一个小女孩这样跑来跑去的，不怕别人把你给卖了，比如我。许多听后打量我几眼，嘻嘻笑，说，你卖我？我把你卖了才对呢。许多细长的眼睛贼亮贼亮的，开心得真让我担心她把我给卖了。

那是我第一次出门打工，有很多东西我都不懂，许多便在火车上对我讲她的打工生活。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的“进厂”一词，在她的意义里，工作就是进厂，而找工作就是找厂。这是我在家乡那古老的小镇上从未听过的，于是便把它作为时髦词汇记在心里。紧接着记住的是她的名字，她开始时不肯说她的名字，只说姓许，叫我猜猜，而我一下就猜出来了，我说，叫许多。她惊诧道，你怎么一下就猜中了？然后又收起惊诧的表情，说，大多数都能猜中的，太好猜了。我问，谁给你取了个这么好听又好猜的名字？她说，我妈妈。——我妈妈是教书的，她自己的名字好老土，便给我取个不太老土的，我家里人都叫我多多。许多一口气说完，说得红光满面。我笑说，多多，那你妈叫什么名字？我妈妈叫刘阿芳，你说这老土不。许多这回说她妈妈的名字没有一丝忸怩，落落大方的。可以猜得见她妈妈刘阿芳的名字在她家乡的响亮度。

火车是在早晨七点多进广州站的。进站前在站外停了几分钟，停过后启动时，播放了一支凄婉的歌，是《外来妹》里面的，“年复一年，梦回故乡……”。这歌把我唱得丧魂失魄的，许多却像没听到似的整理她的旅行包。我们像老朋友一样出了车站，走过广场去坐大巴，许多把包交给我看管，同时交代我不要打野眼，要盯紧自己的包，一不小心便会让人把包抢跑了。她自己去买票。我们下车前已经说好了，我先送她到东莞，在东莞住一晚，翌日再去深圳。我深圳有个朋友，已说好到他那里去找工作的。

我到广东来的第一个晚上，是在东莞一个叫篁村的地方度过的。许多就在那里上班，那里有许多的老乡，当然宏观上讲也是我的老乡，我们都是一个省的。我在那里住到了有生以来最便宜的房间，一晚贰元整。那房间大约有四平方米，是用木板隔出来的，有一个屁股大的窗户，透出些许微弱的光；房里有一个上下铺，铺上除了一张席子便一无所有，我用旅行包作枕头睡了一晚。翌日，许多送我上去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