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兴办报纸（1/2）

在这交通闭塞，信息传递缓慢的时代，中央下达到地方的政令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

有些时候，皇帝轮换、朝代更替这种大事都无法及时被偏远地区的人们所知，因而就会现了“问今是何时，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的情况。

正是由于“信息差”的存在，才形成了“欺上瞒下”、“上行下效”官场风气。导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程度愈发松散，国家内部各自为政，分崩离析。

久而久之，社会矛盾积重难返，地方彻底脱离中央控制，国家也就名存实亡了。

就好比，赵桓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来造反就很好地利用了信息差。

可他没有意识到信息的事实性和不完全性，单凭一封信和三具焦尸就轻率地得出“赵耀死亡”这一结论，并且仓促举事，失败是必然的。

单从皇权的更替来说，越早获得信息的皇子继承皇位的几率都会大不少。

朱棣的两个好大儿，朱高煦和朱高燧，估摸着朱棣快不行了，一直待在京城不愿回到各自的封地，就是想着能先一步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然后趁早占据争夺皇位的主动权。

无论在哪个年代，获取信息的渠道越广，时间越早，获得的回报也就越丰厚。

就连大学里的班长，有啥好的比赛、活动信息，或者是入名额，往往要等到截止时间最后一个小时才通知……懂得都懂。

为了打破这种信息的闭塞的情况，赵耀决定兴办报纸。

如此一来，必能推动全民读书识字的文化浪潮，解放思想，开启民智，把汉民族从愚昧与混沌中拉出来，走上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实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最早的报纸雏形，被称为“邸报”，主要用来传达朝政消息，皇帝谕旨，以及官员任免调动等官场内部相关事宜。

由各郡县派出邸吏在京师长驻，负责收集和抄录邸报内容，并传回地方，相当于现代的地方驻央视新闻记者。

最初，邸报只允许在朝廷内部传抄，邸吏们不得不“手自笔录，记时而还”，极为不便。为了方便传抄，直接张贴在宫门和城门外，公之于众，电视剧中一群人围着告示指指点点的剧情就是这么来的。

每张贴一张邸报，就相当于一次央视新闻发布会，受到中央的严密控制和审核。

邸报一直被历朝历代沿用并完善，赵耀的诏书政令、起居言行、对外征伐决议等全都被记录在邸报中。

甚至还出现了专门以抄录邸报为生的抄书匠，官员、富商们大都乐于花钱购买。渐渐地，邸报的发布时间逐渐趋于稳定，成为了达官显贵的日常读物。

但是，由于手抄报的价格高昂，受众也只有精英阶层，市场需求太少，没有流行起来。

而且，封建王朝对民间的舆论控制很严，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不小心就会因言获罪。

用词用字还需要避开皇帝的名讳，就连“李世民”的“民”字都要避讳。“人民”一词出自《孟子》，历来都是劳动群众的代称，为了不犯皇帝的讳，“民风”被改成“人风”，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鞑清更是无耻至极，大兴文字狱，各种上纲上线，各种乱扣帽子，压迫知识分子，愚弄百姓，妄图堵住悠悠众口。

有个秀才写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么一句诗，就被满门抄斩！

识字率，价格，言论管控……种种原因都限制了报纸的发展。

然而，报纸对于开启民智、传达中央意志、构建意识形态、引领人民思想等都有巨大的作用，不能因为一点小阻碍就置之不理。

赵耀下令，放松言论管制，取消文字避讳制度，允许官员和百姓们畅所欲言，以此来营造一个宽松的文化氛围。

令出下，弹劾地方官吏不作为、批评皇帝懒政、举报皇亲国戚欺压百姓的奏折三天之内就堆满了内阁办公厅；朝堂之上敢于针砭时弊、直言进谏的官员越来越多；民间改名也不再避讳，有些人家为了沾皇帝的喜气，直接给孩子起名为王耀、刘耀、李耀……

整个国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言论氛围，每个人都被赋予表达个人诉求和主张的权力，各种逆天言论层出不穷。

尽管有些人纯粹是为了骂而骂，但更多的言论确实关乎民生，还给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案，朝廷在作出重大决策时能够集万民之智，让普通百姓也有了治理国家的参与感，大汉人民的主人公精神被大大激发出来。

在时机成熟后，赵耀以大名府为试点，创办了《京城日报》，由自己的学生负责编辑和运营。

报纸的尺寸47cmx70cm，纸张材质以廉价易得的木浆纸为主，通过手压式铅活字印刷机来印刷，一名工人操作一台机器每天可以至少印刷八百份报纸。

内容包罗万象，头版是朝廷最新颁布的利国利民政策和一些重大决议，还设有科学发明、生活小技巧、诗词歌赋、奇闻轶事、名人八卦、商业动态、短篇小说等栏目。所有内容都采用简体字和白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