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西南战争（1）（1/3）

而这个时候的西南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还是要上溯到明治天皇执政初期的时候，政治上面的漏洞百出，并且政策布置的有弊端。并且就是跟我们的唐朝一个问题，唐朝不是有节度使和藩镇割据嘛，但东瀛上面就有地方势力过于庞大从而垄断整个地区的贸易和经济税收，是不是很熟悉。没错，那就是跟我们的西汉初年差不多，实行分封加郡县制度，导致了汉高祖刘邦过后，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的八王之乱加上盐铁私营、拉帮结派、党派林立，所以使得汉武帝时期不得不使用推恩令和建立刺史制度以及盐铁官营，才使得大汉可以雄立于世界前端，差不多东瀛也是这个样子。

明治初年，东瀛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东瀛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方面的压力，那么，是哪三大方面的压力呢？

第一，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藩、长州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第二，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东瀛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第三就是维新之后东瀛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像极了改革开放的前期，官僚体系膨胀加上经济通胀兼经济危机，导致了严打四次的出现。

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东瀛，对于这个新帝国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明治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统一各藩官制，强化政府对藩的监督控制；不受门第和旧习限制，提拔人才；藩政与藩主的家政分离），接着又在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一起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积累，从总体上看，主要有以下2点矛盾：“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第三条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在后来的叛乱过程中，也多有攘夷派参与。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这也是西南战争的主因之一，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完成军队国家化。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要知道，无论是古代的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的亚洲国家想要光宗耀祖、光耀门楣，就只有两条路：“一条考科举，另外一条武举的票就行了。可是明治天皇的这一举动缩减了各族的教育开支和成本，加上东瀛来的数百个留学生以外要接待，还有自己的贵宾，所以请阁下请坐。

以鹿儿岛县（原萨摩藩）为例，原藩常备军共计步兵人，炮兵511人，其他（辎重、骑兵）1190人。而取代旧藩兵的熊本镇台鹿儿岛分营，共计常备军四个大队，兵员不超过4620人，规模大大缩小，明治五年十一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虽然退伍回乡军士可拿到一笔遣散费，但仍然引起了士族不满，明治六年的福冈士族叛乱就是一例，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