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一波三折（1/2）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明朝正式迁都。仅仅过了两三个月，他们在雄伟的宫殿里屁股还没坐热呢，一场突如其来的雷火将奉天、华盖、谨身等三大殿化为灰烬。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在眼前，真令人痛心。

每当这种大的灾害发生的时候，不管信与不信，封建帝王都必须诏求直言，甚至下“罪己诏”。在这种场合，不管下面的官员提什么意见，君主都不应降罪。

因为，在当时士大夫的心目中，这是天降灾异以警醒统治者的一种征兆，必须群策群力，以期及时补救。

尽管永乐皇帝心中苦闷，他也不得不履行这种职责，按规定下诏征求针砭时弊之言。没想到，一场轩然大波由此拉开序幕。

一部分官员借此机会对迁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贸然将国都迁到北京，违反了祖制，这才引发了三大殿的大火之灾。显然，在今天看来，儒家这种天人感应的言论难以服众。

那这些不同的声音是否都是错误的呢？

为此，我们需要了解反对者还有哪些意见，才能对此做一个更全面的考量。

他们的另一个观点又回到了经济的问题上来，这确实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我们前面提过，明朝时期，南方的经济已经远远超越北方。原来的京师应天正处于富饶之乡，有坚实的经济后盾。

迁都之后，面临的是一个长年累月的南粮北运难题；而且，粮食北运需投入很大的人力物力，耗费巨大，给国家带来较大的经济压力。

想来，他们的这个说法也不无道理。

所以，上疏反对的官员也言之凿凿，振振有词。其中，主事萧仪的言论尤为尖锐。

朱棣一怒之下，将他处死。皇帝的这一举动令所有人大为愕然。

不是御诏求言吗？按照皇上的旨意上书言事，也要搭上一条命？

显然，这所谓“修省求言”，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说说而已；萧仪脖子上被砍上的那一刀就是赤裸裸的恫吓。

非得要用暴力的手段来封住别人的嘴吗？难道迁都北京真的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其实不然。

朱棣应该相信他们两代人漫长的国都求索之旅的成果。

终明一代，其所面临的敌人主要是“南倭北虏”。也就是，在南方朝廷所要对付的主要是倭寇之患，这在明朝中后期影响较大。而在北方，从明初开始，最叫人抓狂的莫过于蒙古骑兵的骚扰。

故而，这爷俩总想把都城迁到北方的行动显然是具有较高的战略眼光的。

当然，这样反复的辩论意义并不大，事实胜于雄辩。那历史的发展最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

尽管北京成了一国之都，天子守国门，但在明代历史上，蒙古人仍然两次突破长城坚固的防线，兵围北京。

这两次国家紧急状态分别出现在正统和嘉靖年间，都引起了国人极度的恐慌和激烈的北京保卫战，结果怎样呢？

北京既然是国家心脏，当然不容有失，军民皆表现出来誓死保卫的决心，可谓众志成城。另外，其城墙之坚、城防之密亦是国内其他任何一座城池所无法比拟的。

最终，蒙古骑兵始终无法再进一步，攻进城内，最多也只能在城外洗劫一番，弃城而归。

试想，如果北京不是国都，在万里长城这样重要的防线被突破之后，谁还有决心去死守？

而失去了长城这道屏障，辽东、宣府等“九边”防线上的相关城池也难以防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方骑兵不断冲击，估计北方亦危。

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前车之鉴的。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其中一个割据政权把包括北京在内的幽云十六州割让与辽，使得中原汉族政权在此后的三百多年里不仅一直无法收回失地，而且在与游牧民族政权的对抗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原因很简单，以步兵为主的汉族政权的军队往往难以有效抵御少数民族骑兵狂猛的冲击。所以，中原王朝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修筑长城，以扭转在相互对抗中的不利局面。

由此可见，如果明朝的国都不迁到如北京一样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北方城市，那么东晋、南宋等偏安一隅的厄运将极有可能会降临到朱元璋子孙后代的头上。

此时，北京在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不仅对明清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它现在发展成为超级国际大都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的迁都可谓一波三折，即使在永乐年间选定了北京，其筹备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的。

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和迁都最主要的推动者，永乐初年朱棣应该会常常到北京来指挥筹建工作吧？

令人奇怪的是，实事并非如此。

当然，这也不是不能理解的。当时北京只不过是行宫，他也不可能总呆在那里，大可把事情交代给信得过的官员去办。

等到迁都之后，奔波半生的他自然会在雄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