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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被牺牲掉了，这是顾菲菲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外表冷傲的女人，内心其实是充满人情味的。

支援小组目前的调查思路是，暂时不把局长周海山和案件的牵扯点破，他们等于要绕过吴斌和周海山去寻找蛛丝马迹，直至找到一些相关证明之后再与吴斌沟通。如果他是个遵循证据不畏权势的好警察，支援小组将会和他联手一起揭开冤案的真相，进而解决“4·7”案！

支援小组乘车去往玉山街道办事处，想了解一下梁艳退休之前的工作情况。

凶手在前两起作案中选择的受害者，与之欲模仿案例中的受害者境况大致相同。而据张松林说，奸杀案受害者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少妇，可凶手第三次作案杀死的却是一个老妇人。但凶手选择梁艳绝对是有预谋的，他将她的小狗偷走，使其一直逗留在公园内，最终找准时机下手。由此韩印分析，梁艳身上一定有某种特质与奸杀案有关，应该不是年龄和外貌，那会不会是社会关系或者职业呢？

车行至半路，顾菲菲接到吴斌的电话。吴斌对字条上的信息非常重视，回到队里便让相关人员赶紧去查一下那个地址，很快结果便反馈上来——字条上写的方程街其实是玉山街道原来的名字。20世纪80年代初期方程街更名为玉山街，当年的凌水路也改为现在的华南路。方程街凌水路279号，也就是如今的玉山街华南路279号，那里现在是一栋居民小区的单元楼，原来是一家机械厂的家属居住区，但由于机械厂在20世纪90年代倒闭了，所以具体的门牌号“105室”，便无从查证了。

三起案件都发生在玉山街道，字条上的地址又跟玉山街道有关，而又有人特意将它传递给支援小组，说明地址和日期都跟案子有关。不出意外的话，1979年12月28日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即早年奸杀案的案发时间和地点。

明确了字条上的信息所指，本来顾菲菲和韩印还准备与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个聊一聊，尤其是与梁艳原先共同工作过的科室人员，但现在看来没必要了。能将梁艳和1979年发生的案子联系起来的人，至少也要在街道办事处工作三十多年，而符合这个条件在职的街道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一个是街道民政科的科长，另一个便是街道主任。顾菲菲和韩印决定先与这两个人交流一下，如果不行再找些退休人员了解下情况。

首先接触的是民政科长，他是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他一上来便表示，听说梁艳被杀了，但具体情况不是很了解。这倒不是假话，首起案件的细节通过本地网络流传出去之后，给市领导和警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接下来的两起案子，警方都在第一时间封闭了案发现场，也严令相关人员，除非调查需要，否则不得将任何细节透露出去。

随后民政科长表示，他和梁艳年龄相仿，平时走动得多，对她的情况比较熟悉，如果警方想了解梁艳生前的各方面问题都可以问他。

韩印听他这个话头，知道找对人了，便开门见山地问道：“当年梁艳工作的科室有几个女的？”

民政科长短暂回忆了一下，说：“加上梁艳总共四个。”

“那几个人的近况您了解吗？”韩印又问。

“她们比梁艳年龄大，退休得也早，现在身体都还不错，一直和梁艳有来往，没听说谁和梁艳有什么矛盾和仇怨啊？她们一个现在……”

“都健在就不必介绍了。”顾菲菲摆摆手，打断民政科长的话。

“你说‘都健在’是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们认为这几个老太太里，有人杀了梁艳呢。”民政科长一脸纳闷，想来是摸不准这次问话的用意。

“梁艳在这里与谁走得比较近？有没有很早以前去世的？”韩印接下话问。

“倒真有一个，她叫白秀云，与梁艳同一年来的，虽不在一个科室，但两人关系很好。”民政科长不假思索地说道，但提到“白秀云”三个字，他脸色倏地黯淡下来，语气悲恸地说，“秀云是个命苦的姑娘，结婚没多久，在机械厂工作的丈夫便死于家族遗传的肺病。处理完丧事，她才发现已经怀孕两个多月，周围的人都劝她把孩子打掉，趁年轻再找一个，可她硬是把孩子生了下来，要一个人把孩子抚养长大。可惜她也惨遭劫难，而且死得很屈辱，听说是被先奸后杀的。”

“白秀云是不是住在方程街凌水路279号105室？出事那天是1979年12月28号，对吗？”顾菲菲有些激动，她知道离早年那起奸杀案越来越近了。

“好像是吧，毕竟过去那么多年了，具体我也记不太清楚，但确实是1979年冬天的事。”民政科长迟疑了一下，满脸疑惑地说，“你们不是查梁艳的案子吗？怎么又提起白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