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章完结50（1/3）

1975年底，打完场交完公粮之后，县里召开一年一度的“四级干部会”。kanshuqun.org

这次四级干部会议开会前，要求各队都必须准备一份十年来集体经济发展的数据资料。我们生产队十年来的数据如下：

1966年以前，集体固定资产2万多元，包括物业：一旧仓库(约200平米)一排旧马棚、一旧马号；无一匹机动动力和像样的农机具，老牛破车嘎达套，最高年产量27万斤；人均最高年收入87元。十年后至75年，固定资产13.5万元，全部动力87匹马力以上，拖拉机、抽水机、排灌机(田间非田间作业机具)几十种，最高年产量82万斤，人均最高年收入230元。

其实，上述资料中“1966年前”的状况一直到1969年时都是一样的。生产队集体经济跨越式的发展是从1969年大批知青插队时才真正开始的。

可是上级要求资料在时间上的划定一定要以文革为界限，我们一下子也没弄懂为什么。

直到县里开会后，我们才知道上级要这份资料的用处：肯定文化大革命，反对右倾翻案风。

四级干部会传达了毛泽东主席的最新指示：“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

不用说，大家就知道是指***。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将近一年后，又被不点名地批判了。

全县从县、公社、大队到生产队，四级干部到会的有1600多人，在县城开了整整19天会，我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会议，听说这是历年来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

全县当生产队一把手的上海知青不多，作为这样一种身份，会议开幕式时，我被特意安排在主席台最后一排就座。

直是冤家路窄，当我走到最后一排坐下来时，看到紧挨着我的竟然是四年前命令手下抽去我的皮带、把我关进牢房的人――县公安局军管会主任。

他还认识我，并朝我笑了一笑。

我略微点一点头，自顾自坐了下来。我一直不知道当年他关我十天的理由是什么，我想他现在也无法解释而我也不需要听他什么解释了。

四年前，天真单纯的我们，从刺眼的阳光中走向暗处，就象得了夜盲症一样，摸不清方向，被人恶意耍弄，还要斗私批修，总觉得是自己有毛病。

四年来，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之后，已经学会了用敏锐的眼光洞察前方，能利用哪怕是一丁点的微光来看透周边都是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人们在顺境中往往会眼光短浅，在挫折中却能预见未来的原因。

我不会再像四年前那么天真幼稚地对所有的人都抱有信赖，心里十分清楚不同岗位的人都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

我的点头只是想保持一点做人的风度，其实心里对身边这个浑身冒出烟酒味的家伙感到恶心得不得了。

好在只是一个开幕式，时间不长，我还能忍住没反胃。

会议尽管开了有史以来最长的19天，但处在偏远边境的人们，对正在掀起的“反击右倾翻案风”并没有中心城市那样的热情。尤其对与会的农村基层干部来说，已经是年底了，粮食、种子、化肥、年终分红才是最为关心的大事，大家都归心似箭地等待散会回生产队去。

回到生产队，接到母亲十天前来的一封信，说她本月去北京开会，可能会抽空来我下乡的地方看看。

父母在一年多前，已经被“解放”，从位于奉贤的“五七干校”重新回到市区单位，走上了工作岗位。

去年，母亲乘出差南昌的机会，就去了哥哥所插队的江西农村探望，她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儿女呆过的地方都要去看看，所以这次到北京开会，就想抓住机会来黑龙江。

我们大队200来个上海知青中，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上海的家长来探望过。

今年夏天有一个例外：第二生产队有一个知青在黑龙江里游泳，钻到轮船的底下，再也没上来。七天后，在100多公里外的逊克县发现了他的尸体。他的父母赶来了，直奔逊克县，把儿子就地埋葬，又伤心欲绝地从逊克直接回上海了。

严格地来说，那可怜的父母在生产队一天也没呆过。

我看了信非常高兴，母亲要来的话，不光是全大队，也可能是全公社知青家长中唯一的了。但我也十分担心，因为北京到哈尔滨，再到我下乡的地方，远远不是抽空就可以来看看的，那得赶多少路转多少车呀!

信中，母亲还报了两条喜讯：

哥哥今年已经被推荐到上海第一医学院上大学了。至此，我家只剩下我不在上海；

大弟已经被批准入党。说来惭愧，参加工作的四兄弟中，三个都是党员，只有我一个进步太慢。

果然，紧接着母亲在北京又来了一封信，说会议结束后只有二三天的空，来回黑龙江不可能了。

我企盼的心，重新归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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