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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里的小孩儿们。

印象最深的是生活在王爸爸家中时，有一个让我恨得晚上做梦都在和他打架的弟弟。

在那个家里，我通常不叫继父爸爸，而是跟着妈妈喊他王主任。

王主任已经不是主任了，他早在上世纪九零年代就已退休，只是村里的人都愿意尊称他一声主任。

是的，我十一二岁时王主任已经是个白发苍苍，绝大多数时间都坐在轮椅上的八十岁老人了。而我妈妈当时才三十来岁，嫁给王主任之前，是他们家的保姆。

在我人生的大多数时候，我其实并不明白妈妈为什么总是做保姆，总是愿意和老头结婚，一开始我根本不相信那些人说的，什么她贪财，她道德败坏，她勾引雇主想鸠占鹊巢…

我信她给我说的，她说她勤勤恳恳地做活，靠双手挣钱养活我，人家雇主认可她，她比那些厌烦照顾老人的雇主儿女更讲良心，老人追求她，要和她结婚——那没办法了伐，有感情在了呀。

她总是这样说。

我现在当然不信了，因为她已经跟过很多老头子了，也许五六个，也许七八个。

我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基于保姆工作的职业惯性，是自然而然的选择，而非癖好，没什么可羞耻的，毕竟她现在五十多岁了，也只能找老头了。

我的出生地已经模糊在记忆里了，偶尔想得起的几个画面，是在一所漆黑破败的土房子里，由骂人很厉害的老人供给我衣食，也为我没割够一背篓猪草用院角的竹棍教育我。在某个平常的一天，我的妈妈回来了，她穿着艳丽，将破败脏乱的房子和暮气沉沉的老人衬得愈发寒酸可怜，我抱着她的腿不肯放手，即便年龄很小，我也知道她并没有确定的意志带我离开，但我已经有了足够的精明和本能，想要博取亲妈的同情，好让她带我去大城市吃好的玩好的。她最终和土房子里的老人大吵了一架，把我带走了。

我跟着妈妈来到杭州，一住就是二十多年。

我记事后最大的一次变故，便是跟妈妈一起，离开了酷爱打人的杨爸爸家，来到柏树村，住进王主任家里。

杨爸爸是厨师，租住在运河边一处又旧又潮湿的房子里，他挣钱很少，脾气很坏，经常殴打妈妈和我。

而王主任的房子很大，五层高的小洋楼，大部分时间都只有他一个人住，他的老伴去世十来年了，女儿两口子在临安开公司，孩子放在柏树村和老人一起生活。妈妈是他家的保姆，负责照顾老人和他外孙的起居生活。

开始的那两年，我一直生活在王主任外孙的阴影里，他年纪比我小，大人们让他叫我姐姐，常常提醒我要照顾弟弟。

作为姐姐的我很瘦小，反而弟弟是一个营养过剩又高又胖的孩子，连眼睛都被脸颊的横肉挤成了一条缝。他脾气很大，力气也很大，喜欢欺负人，特别是我。

我记得有一次和那个胖弟弟打架后，我脸上挂了彩，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向美少女同桌愤怒地抱怨，说自己的名字好晦气，弟弟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生物，我真想改个名字叫“无弟”。

我的同桌是家境优渥，长相甜美，性格温柔的林蒨。

林蒨轻轻吹着我脸上被弟弟抓出的伤痕，我闻到一阵阵奶香味，是她护肤霜的味道。

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被她漂亮的黑眼睛和微微凸出的可爱兔牙所吸引，整个人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愉悦。

我还记得她用印着可爱卡通图像的创可贴帮我处理伤口，劝我不要和那个胖孩子动手，能躲就躲，否则每次打架都只有我吃亏的份。

那时候，我无时无刻不觉得我的同桌林蒨可爱、美丽、气质出众，我每天都陪在她身边，早中晚去她家门口等她一起上学，放学又是先把她送回家我再绕个圈子回去。

我自认是她最好的朋友，班里其他人却说我人品有问题，甘心当林蒨的跟班，肯定不是图她有钱，就是图她朋友多，一个小外地仔想混在班里最有钱最时髦最漂亮的同学圈子里。

对于这些流言蜚语，我虽然感到委屈，却丝毫不难过，甚至还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骄傲感。我确定并且肯定，林蒨也把我当做她最好的朋友。

十三岁少女的友情，是会热泪盈眶地对她剖白，告诉她说她是我最好的朋友，是世界上唯一重要的人，如果人生无趣我情愿为她去死。我还在给她的生日贺卡上写下誓言，说会永远保护她、照顾她，并希望我们的友情延续到下辈子、下下辈子，直到白发苍苍，直到埋在彼此坟墓的隔壁。

有一次为了保护她不被隔壁班赖皮骚扰，我和那几个男生打架，被他们推进了路边的秧田里，摔成了个只会嚎啕大哭的泥人。

那些顽劣的男生疯狂地取笑我，林蒨却毫不犹豫地跳进田里把我捞了出去，她那天穿的是一条雪白的新裙子，才穿一次就毁了，就这样的交情，我那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