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出山西记（1/2）

王嘉胤死后，其手下的二号人物紫金梁王自用被推举为民军老大，王自用手下共有民军三十六营，人数大约在二十万左右。

这三十六营包括：八大王、扫地王、邢红狼、黑杀神、曹操、乱世王、撞塌天、闯将、满天星、老回回、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摧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等等。

从诨号上就能看得出，这都是些凶悍狡黠、难以对付的人。王自用只是名誉上的首领，各营都有独立行动的自由。

洪承畴荡平陕西以后，朝廷把注意力集中到山西来。

崇祯撤换了“剿匪”不力的山西巡抚宋统殷和宁武总兵孙显祖，任命光禄寺卿许鼎臣为山西巡抚，张应昌为宁武总兵。

针对“流贼”遍地开花的状况，兵部尚书梁廷栋出了一个臭主意，他建议宣大总督张宗衡和山西巡抚许鼎臣两人分地负责。

张宗率率白安、虎大威、李卑、贺人龙、左良玉等将领共八千兵力负责东、西两路，许鼎臣率张应昌、茍伏威、史记、颇希牧、艾万年等将领共七千兵力负责北路。

从表面上看，两人分工很明确，但是由于民军是流动作战，居无定所，这种划地专责的做法不利于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容易造成观望和扯皮，容易被民军钻空子，从而贻误战机。

此外，为确保城池不失，避免失事之责，官军在战略上比较注重守城，失去了“剿匪”的主动性，没有对“流贼”造成什么杀伤，因此，许多大臣批评这种做法名为“防寇”，实为“纵寇”。

因为官军战略上的弊端，山西的剿局没有因为换人而有什么起色，官军的剿杀依然疲软无力，不能有效对民军进行压制。

不是事不行，而是人不行。

崇祯五年十二月，刚刚荡平陕西的临洮总兵曹文诏马不停蹄，携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率领一支三千五百人的部队开往山西。这支部队人虽不多，但是都是逐一挑选的精兵，他们刚刚剿灭了陕西民军，每个人的双手都沾满了民军的鲜血。

骁勇善战的曹文诏到来使形势有所好转。

崇祯六年初，为了统一事权，朝廷命曹文诏节制秦晋诸将“讨贼”，曹文诏一马当先，指挥各路人马，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固守，以动制动，和民军展开滚桶大战，给民军以沉重的打击。

踢足球强调整体实力，讲究协调配合，一个人实力再强也对付不了一大堆对手，没有队员的配合，球星也会变成球童。

在山西“剿匪”就像是踢足球，也要讲究整体配合，可是曹文诏到了山西就像是罗纳尔多到了甲A，虽然他很能干，但架不住官军中的饭桶多，民军的密度大，他一个人不能包办所有“剿匪”事务，民军对他闻风逃遁，不与他接触，曹文诏孤掌难鸣，有劲使不上。

因此，山西民军虽然受到一些挫折，但是没有被消灭，活动范围反而扩大到了豫北和畿南。

进入华北平原后，民军充分发挥了运动战的优势，活动量大大增加，在山西、河北、河南三省交界处展开游击战，三省官军事权不一，协调指挥不利，处处被动挨打，常常顾此失彼，三省官军也因此矛盾重重。

民军流动到华北平原对北京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朝廷对此高度重视，急忙调兵遣将，对民军进行围堵。

崇祯五年八月，左良玉部率昌平兵二千四百五十人往援豫北。

崇祯六年三月，邓玘和马凤仪率四千川兵支援左良玉。

为了统一事权，河南乡绅向朝廷奏请以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提督三省军务，统一军事指挥权，兵部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决议洪承畴移驻潼关，节制三省军务，统一指挥曹文诏、张应昌和邓玘三位总兵官的军事行动。

然而生性多疑的崇祯不愿意让洪承畴权力过大（不久前发生了孔有德造反的事件），没有批准兵部的决议，他采取了另外一个办法——提高晋、豫二省巡抚的权力。

他赋予晋、豫二省巡抚先斩后奏的权力，参将、游击以下将领如果有人不听指挥，违反军令，二省巡抚可以先斩后奏。

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掌控，崇祯也改变了因魏忠贤而产生的对太监的成见，在现实面前重新回归明朝的政治传统——重用太监。

他派出陈大奎、阎思印、谢文举、孙茂林四名太监，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

崇祯的各种举措并非毫无成效，由于官军不断调兵遣将，民军在华北平原难以立足，不得不转入太行山区，这对分封在豫北的明潞王构成严重威胁，潞王看到形势岌岌可危，连忙向朝廷告急，请求发兵保护，于是崇祯派出倪宠、王朴率京营兵六千人赶往豫北助剿民军。

崇祯六年冬，官军主力齐集豫北，总兵力达三万以上，民军被压缩在太行山东南、黄河以北的狭窄地段，缺少粮草，随时有被围歼的危险。

此前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