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3）

第二天一大早，高秉涵就来到了事务所。

一路上，他感到双腿轻捷，头脑清晰，前些天的疲惫和乏力已经被这起“确认父女关系”的案子冲得无影无踪。

坐在久违的办公桌前，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纸笔写起诉书。起诉书写好了，看看墙上的表还不到八点钟。

高秉涵带着起诉书到天成大酒店找到了王梅秀。看着起诉书上写着的“确认父女关系存在”几个字，王梅秀说：“高律师，我怎么想怎么都觉得眼前的这一切像是个荒唐的梦，七岁那年我是眼睁睁看着父亲被抓走的，父亲是为了去给我买布娃娃在半路上被人抓走的……”

高秉涵看了一眼放在床上的那个布娃娃。

王梅秀又说：“这个布娃娃是今年春天父亲寄给我的，大概我在他的印象里，一直都是个七岁小女孩的模样吧。”

说着，王梅秀就把布娃娃拿起来抱在了怀里：“本来我们一家三口的日子过得好好的，父亲就那么生生地被抓走了，家也被拆散了，父亲一走就是几十年。几十年里，母亲一到傍晚就痴痴地对着门口看，虽然母亲什么都不说，但我知道母亲是在等父亲。父亲是个不光彩的国民党兵，母亲要把她对父亲的思念悄悄地藏在心里。母亲保留了一张全家福，每每深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拿出来端详。母亲最终也没有等到父亲，三年前的一个深夜她老人家拿着那张全家福去世了。”

王梅秀又哽咽起来。

高秉涵劝慰王梅秀不要太伤心。

王梅秀抬起红肿的眼睛，问高秉涵：“高律师，你和我父亲很熟悉吗？这些年来他一个人是怎么过来的？她时常提到过我和母亲吗？”

高秉涵和王天朋不熟，但他还是说：“我和王老先生是在同乡会上认识的，他生活的还可以，经常提到你和你母亲。”

王梅秀又感叹：“要是他们都能活到现在该多好，哪怕过上一天团圆日子也好。”

九点钟，高秉涵带着王梅秀来到了法院。

接待高秉涵的是一个年轻法官，刚受理完案子，他就在第一时间打电话通知了“荣民辅

导处”，让他们配合案件审理。

法院指定“台大医院”为这起“确认父女关系”案做亲子鉴定。十点钟，“台大医院”的两名检验员在法医的陪同下去殡仪馆提取标本。与此同时，王梅秀也在法医和“荣民辅导处”那个瘦削脸的陪同下去“台大医院”抽血样。

瘦削脸和前一天一样，还是满脸例行公事的冷漠和不耐烦。

面对瘦削脸的冷漠和不耐烦，王梅秀带着凛然和决绝的神情把胳膊伸进了取血窗口。针扎下去的瞬间，王梅秀觉出一阵快意。她盼着早一点出结果，以此来证明她是父亲的亲生女儿。

血一点点流进针管。看着那殷红的血，高秉涵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时间，他想了很多。

海峡两岸隔绝几十年，造成了数不清的骨肉分离和人间悲剧。他坚信，任何东西都割舍不断两岸亲人间的血脉亲情，更无法改变这对父女间的血脉渊源。

取完标本的第二天，高秉涵陪王梅秀去殡仪馆参加王老先生的葬礼。

遗体告别之后，王梅秀来到火化窗口等着领取父亲的骨灰罐。想不到，又遭到了“荣民辅导处”的拒绝。理由仍然是无法确定她就是王天朋的女儿。“荣民辅导处”来了两个人，除了那个瘦削脸之外，还来了一个姓周的四十岁上下的科长。周科长看上去性情温和，声称对王梅秀的心情十分理解。但在骨灰罐的归属问题上，也是毫不松口。

周科长解释说他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只要法院一天没有判决王梅秀胜诉，骨灰罐的管理权就归“荣民辅导处”。保管好没有亲属荣民的骨灰罐是“荣民辅导处”义不容辞的职责。他耐心地把可以带走荣民骨灰罐的几个条件一一对王梅秀说了，一是要有死者生前被公正过的委托书，二是死者的直系亲属，三是受死者直系亲属委托。这三种情况，具备任何一个都可以。

王梅秀拿出了父亲给她写的两封信，说自己就是王天朋的女儿，当然应该属于直系亲属。周科长接过信看了看又还给她，说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证明他们的父女

关系，因此也就不能抱走王天朋的骨灰罐。

双方正争论着，窗口里面传出一个声音：“王天朋家属在吗？请过来领取骨灰。”

王梅秀一下奔到窗口，把父亲的骨灰罐抱在了怀里。骨灰罐正散着温热，已经哭干了泪水的王梅秀又一下泪如泉涌。她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和母亲葬在一起。祖坟上的亲人都是夫妻合葬，记得，母亲弥留之际的时候，最大的恐惧就是到了那边没人作伴。她要了却母亲的遗愿，让离家几十年的父亲重新回到母亲的身边。

王梅秀坚信，这也是父亲的遗愿。

然而，周科长却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职责，不管王梅秀怎样乞求，他最终还是按照“荣民辅导处”的工作规定把骨灰罐带走了。

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的骨灰被人抱走，王梅秀悲愤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