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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座英国哥特式小洋楼，坐落在广州市沙面大街的一条幽静的胡同里。

早晨吃过早饭，丈夫又像以往那样把一小盒药丸和一杯水摆在了高秉洁面前，之后就坐在她的对面耐心地看着她把药丸吃下去。

这是已经出嫁的学医的女儿们交给丈夫的法子，让丈夫每天监督她吃药。

自从1962年高秉洁因肺结核切除了六根肋骨和半个肺之后，这些年来就一直靠药物来维持着肺功能。肺切除手术是在武汉协和医院做的。当时高秉洁跟随朱劭天刚从北京调到武汉工作。朱劭天任西南财经大学校长，高秉洁任财大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

高秉洁肺切除后并发哮喘，久治不愈，一遇到冷空气就发作。又加上文革那阵子经常受批斗，几次命悬一线，差点踏上黄泉路。

改革开放以后，因为身体的原因，高秉洁向组织申请调到气候比较温暖的广州工作。丈夫朱劭天为了照顾她也调到广州工作。

如今朱劭天是广东省外事办主任，高秉洁是广州市委宣传部秘书长。

吃完药，高秉洁拎上公文包和朱劭天一起出门上班，朱劭天叮嘱她：“别忘了给孩子姥姥寄钱。”

高秉洁答应了一声，出了门。

两辆公车已经等在大门外面，高秉洁上了来接自己的那辆桑塔纳，朱劭天也上了他的红旗车。车子鱼贯驶出胡同。

看着车窗外面深秋的景色，高秉洁的脑海里一下填满了母亲的身影。

再过一星期，就是母亲的88岁生日。

文革期间，高秉洁姐妹俩和姨妈宋介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特别是姨妈一家发生了很大变故，一生对共产党坚贞不渝的姨夫杨霖被打成反动特务，不堪受辱自杀了。几个家庭都处在动荡之中。那些年里，母亲一直跟着在辽源地名办公室工作的弟弟居住。

粉碎“四人帮”后，生活重新稳定下来，母亲一直在几家轮流居住。

但最近一两年，母亲却哪里也不肯去了，一直住在弟弟秉涛那里。高秉洁休假去看望母亲的时候，劝母亲到广州住上一阵子，母亲总是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拒绝。高秉洁知道母亲的心思，母亲是怕死在了外面。在母亲的内心，

只有儿子的家才是自己人生终点的歇息地。

高秉洁记得，母亲的最后一次出行是前年夏天。那次她和妹妹高秉浩把母亲带到北京的小姨家。

一天，母亲趴在阳台上看着南方问：“现在坐火车回菏泽得多长时间？”

菏泽是母亲的伤心地，母亲以前说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回去了。但高秉洁知道，其实母亲在心里，菏泽是个让她永远也无法忘怀的地方。

旁边的姨妈宋介说：“现在的火车快，一个晚上就到了，你要是想回去，我和秉洁、秉浩陪你。”

听了姨妈的话，母亲的眼睛一亮，脸上带着一丝向往的笑。但瞬间母亲的眼神就暗淡下来，幽幽地说：“还是算了吧，老家也没什么亲人了。”

母亲的话让大家又想起了那些伤心事，大家都缄默其口。

“也不知道宋隅首现在什么样了？”过了会，母亲又自言自语般说。

母亲的思绪大概又从那些伤心的事情上跳到了她丰富多彩的少女时代。一层向往的笑浮现在母亲苍老的脸上，高秉洁想象不出呈现在母亲脑海中的是一副怎样的生动画面。

对于老家，高秉洁也一直都很怀念，但一想到回老家后那种无法回避的触景生情，又每次都断了回去看看的念头。

让老家活在自己的记忆里也许更好一些。

七点五十分，高秉洁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刚在桌子跟前坐定，手里拿着一份电报的收发员就走了进来。

“秘书长，有您的一封电报。”

高秉洁接过电报一看，是弟弟秉涛发来的。秉涛有事情从来都是写信，发电报这还是头一次。高秉洁心里立刻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收发员刚出去，她就把电报拆了开来。

只见电报上赫然写到：母病危，速来。

高秉洁赶到辽源的时候，母亲已经进入弥留之际。

姨妈、妹妹和妹夫已经先行到达。他们守在母亲的床前，眼睛都哭得红红的。

看到母亲没有去医院，高秉洁有些不高兴。

她掩饰着自己的这种不快，几步走到母亲床前，拉着母亲的手一声声地呼喊着。

母亲没有反应。高秉洁的眼泪瞬间就流了出来。

一边的弟媳妇说：“娘一会清醒一会迷糊，大姐你

先坐下歇一下。”

高秉洁没有坐，她把弟弟拉到门外，问他为什么不把母亲送到医院里去。一肚子委屈的高秉涛正要辩解，高秉浩和丈夫刘泳川红着眼圈走过来。

高秉浩说：“不怪秉涛，是娘自己要回来的，她说在家里的床上躺着才能够看到高庄的事儿，娘说要回去找爹和秉涵。”

“娘是老糊涂了，你们也跟着糊涂吗？”高秉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