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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

这期间，高秉涵的小家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个孩子都上学了。高秉涵的律师名气越来越大，成为岛内知名律师，妻子石慧丽也事业有成的当上了某国防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家里的住房也由原来的小两居换成了大四居。

但这一切并没改变高秉涵一贯的忧郁心情，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不但没有因此变得轻松愉快，内心反倒越来越焦灼不安。

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高秉涵对大陆的思念与日俱增。故乡已经变成一幅记忆中的黑白画。而那根放在地下室保险柜里的麻绳，也已经成为故乡的一个象征，他时不时的会打开来捧在手里嗅一嗅、闻一闻。

生活中，许多细小的事情都能突然引发起高秉涵无法遏制的思乡情绪。一首歌、一段旋律，一些诸如“故乡”、“母亲”的字眼都能突然让他浮想联翩、泪水涟涟。

记得有一次，高秉涵夫妇作为家长被邀请去女儿学校观看演出。当女儿和几个小朋友在台上合唱《甜蜜的家庭》这首歌时，台下的高秉涵一听那歌词就忍不住泪流满面，搞得旁边的石慧丽十分不好意思。

为了排解自己的思乡之苦。高秉涵找人给父亲做了一个真人般大小的铜像，摆放在半透光的地下室里。父亲的样子是他凭着记忆向雕塑师口述的，做出来之后和父亲在世的时候竟然是出奇的想象。没事的时候，他就会进去看一看，摸一摸。站在稍远一些的地方，眼窝深陷的父亲正在幽暗的光线里翘着小胡子向他走来。摆动的双臂似乎裹挟起一股家乡田野间的气息。

高秉涵也越加惦记起大陆的母亲。如果母亲还活着，应该是86岁的老人了。

不能再等了，再也等不起了，他必须想尽千方百计和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他时常这样警醒自己。可面对现实，他又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为了感受家乡的气息，没事的时候，他经常会去两个地方溜达，一是眷村，一是“荣民之家。”

数不清的眷村在台湾是一大风景。凡是有军营的地方，旁边不远处就一定会有眷村。眷村是自发而生的，最初的眷村是军用帐篷搭建的，后来眷村房屋的墙壁就改成了竹子和泥巴，再后来就变成了砖瓦水泥。演变到现在，眷村里的房屋已是千奇百样，几乎集聚了大陆各个地方的不同房屋风格。一代又一代的老兵子女已经使眷村越来越台湾化，但走在眷村各式各样的房屋之间，依然可以在街头巷尾猛然听到零星的乡音。

眷村是个永远都不会与台湾社会完全一致的地方，这里充斥着大陆的各地方言，这里是高秉涵寻求心灵寄托的地方。

“荣民之家”是高秉涵另一个常去的地方。

进入七十年代，当年的老兵渐渐走向老迈。靠从事体力劳动为生的老兵已经无法养活自己。政府为赡养老兵修建的“荣民之家”在台湾岛内各个角落拔地而起，平均每个县都有三、五个。“荣民之家”里的老兵十之八九都是些没有家室的单身老人。

他们虽是衣食无忧，但眼神里永远都填满了远离故土的忧伤和茫然。

高秉涵每次走进“荣民之家”，都有一种找到同类的感觉。

每天深夜，高秉涵都会在书房里冒着雨点般的电磁干扰声偷听大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台广播。

大陆政治气候的任何一点变化，他都洞察秋毫、了如指掌。

福特总统访华，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毛泽东去世，大陆改革开放，邓小平声明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发表……

世事变迁，星转斗移，对海峡两岸关系异常敏感的他似乎从中洞察出一丝契机。

他在焦灼中期待着某种奇迹的发生。

临近1979年元旦的一天。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早晨高秉涵去上班，一出电梯，就见

一个一只眼上抱着纱布的老妇人正站在律师事务所门口站着。老妇人的腿有些瘸，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

“我在报纸上见过你，你就是高律师吧？”嘴唇干枯的老妇人用焦急的语气说。

“我是高秉涵。”

老妇人焦急地说。“高律师，你是大律师，快救救我儿子吧，只有你能救他了！”

高秉涵把老夫人让进屋子，又给老妇人倒了一杯水。

老妇人包着眼睛的纱布还在往外渗血，高秉涵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让我儿子打的。”老妇人说。

让儿子打了还要救儿子，高秉涵有些不理解，就问：“您有几个儿子？”

老夫人说：“一个，我只有一个儿子，高律师你一定要救救他！”

高秉涵越听越迷糊，就说：“您老人家别着急，请慢慢说。”

原来，这老妇人姓刘，她一个人守寡靠给人洗衣服把儿子养大。叫刘海的儿子不争气，不光不去做工，还整日里不是赌博就是酗酒。昨天深夜，刘海在外面喝多酒了回来，因为母亲开门迟了些就抡圆了胳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