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明：认命，不认命（1/5）

当一个人说自 己认命的时候，其实是不认命的

袁明，1945年出生于上海，1962年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学习，毕业后有将近9年时间在陕西偏远地区做中学教师。“*****”结束后，袁明再度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国际法专业研究生，1982年获法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历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现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

自1985年以来，袁明教授发起并组织了一系列诸如“中美关系史”“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等有广泛影响的国际学术会议，她还是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欧美日三边委员会、博鳌论坛等很多重要的国际论坛的演讲嘉宾，向世界传递着中国的声音。

站在历史新时期，面对中国的未来，袁明抱有充分的乐观。她认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化一直走在中西平衡的道路上，未来的中国文化必将在人类文化进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袁明与丈夫***跨越60年的爱情故事真挚而感人。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为了跨越遥远的距离，鸿雁传书成为他们唯一的交流方式。时至今日，袁明依然能清晰地记起接到每一封书信时的激动和欢喜，并将这种方式延续下来，继续不断地用文字倾诉内心深厚的情感。

面对自己这一代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所遭受的人生境遇，如何看待历史造成的命运与自我奋斗的关系，袁明有自己的答案。

在北大学英语是命运的安排

毕啸南：家庭对于你的职业选择有什么样的影响？

袁明：我想每个人的家庭环境各有不同。因为父母工作很忙，我从3个月大到17岁都跟着外祖父母在上海度过。

外祖父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在他年轻的时候利用勤工俭学去德国学习。20世纪50年代，外祖父给我买了很多民间故事的书，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这些书大都是关于俄罗斯、波兰、匈牙利和一些北欧国家。除了看书，外祖父还会摊开世界地图，跟我详细讲述他年轻时如何从上海出发，经满洲里、西伯利亚，最后抵达柏林的故事，以及“一战”爆发前，他经埃及，过红海、印度洋、孟买，最后回到上海的经过。我觉得很奇妙，虽然他的故事我懵懵懂懂无法进入，但世界被展开了，这一点确实刻骨铭心。尤其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太美妙（了）。

毕啸南：你跟北大的关系，事实上也是有好几段缘分的。

袁明：我是1962年考到北大的，先做学生，后当老师，在这里一待就是55年，现在想起来也挺奇妙。报考北大其实也是外公帮我做的选择，我原来第一志愿填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但外公觉得我应该学习外语，就建议我到北大读西语系，于是我在报志愿的前半个小时改了志愿。

那时候西语系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语种。我中学时英文读得不错。但是到了北大说要学英语，我就不干了。因为那时我觉得英语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正好那时候古巴革命，我觉得要学就学西班牙语，将来支持卡斯特罗。这就是那个年纪的思维方式。于是我申请转学西班牙语，后来系里说西班牙语的老师太少，3年才能招一批，我这一年没轮上。我就提出转到中文系。不过那时候北大中文系是最牛的，我的成绩不够，最终还是只好学英文。当然西语系的老师也是非常优秀的，让我遇到了冯至、朱光潜、杨周翰、俞大、李赋宁、吴达元这些先生，想想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

毕啸南：后来你们这一代人应该经历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这些经历对你个人的命运有什么样的影响？

袁明：我们那个时候本科是5年，差不多到大四的时候，“*****”全面开始了。北大处于运动的风口浪尖之上。我觉得个人在大时代里能做的事情很少，只好跟着大潮去经历。那个过程现在想起来非常沉重，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并不认为走到了世界尽头，总觉得个人可以跟着时代走。

真的什么都变了。那个时候整个校园完全是无序的，学生都不学习，老师也都不上课。我当时才21岁，心理上没有依靠，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办。到了1968年，分配我去唐山一个部队农场。因为听说那时候***有个指示，由于中国要进联合国了，要把学外语的人全部储备起来。

毕啸南：你外公当初真是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

袁明：我觉得他给我指点的时候不会想到这些。但他那一代人会从早年的亲身经历去思考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坦然地面对世界。

我在唐山待了两年零三个月，这个分配是计划外的。我们这些外语生到了唐山，整个编制都是按照部队的形式来制定的，所以现在我对部队还有一份感情。那时

候我们每天除了劳动，为了不荒废外语，还要读一个小时的英文版《***语录》。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生历练。

离开唐山之后，有很多部门来挑人，我被挑到了铁道部。在铁道部的一个大院招待所里和许多学外语的人一起等待分配，很多人都想去北京或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