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望路随想（1/5）

入冬，冀东平原落雪了。

我最喜欢落雪天。望见雪；我的情绪就好。特别是穿上很暖和的衣裳，兜里装上小录放机，将耳塞放在两耳边听唐山驴皮影。今天终于实现了，我听的皮影是《汴梁图》。人的心绪和生活，需要调节。雪覆盖着脚下的黑土和我居住县城里古老的煤河。煤河冻着冰，落上的雪格外平。生活里到处都是被洁白遮掩的东西。我边走边想，到处都是与我们人生有关的东西，因而到处能激起我们的热忱和想象。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和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则以苦难沉重和穷困来困扰我们。但我们也时常看到在大雪融化之前，有大量共同的利益促使我们在困难中前行。大雪丰富着我的想象。

无论怎样生活，人人有隐痛。任何角色都有遗憾的，就像眼前的雪，总会由白变黑。人啊，无论是做儿女、做父母、做官做文，做商做医等等，都有痛苦和烦恼，都有欢乐和温馨。回忆自己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有时感到偶然。我从小喜欢文学，但是读书时是学理科的。我觉得理科能直接把感情变成智慧，而文科能把智慧变成感情。可惜我至今没能读上中文系。

成功每时都在寻找严酷的机会，平凡每时在等待安平的恩赐。无论评论家怎样阐述苦难和坎坷对于创作的益处，可我依然希望生活中的自己，永远幸运和快乐。

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苦难人生，只有苦难的心灵。热情而单纯的预期，一再使我误入歧途。希望是开在欠缺处的花朵，希望也是劳动者的第二灵魂。刘醒龙有本书叫《生命是劳动和仁慈》，生命是需要不休止的劳动，而农夫若无原则的仁慈，就真落得草盛苗稀了。可是仁慈的劳动往往构成了生命的序曲和基调。

以上是雪地上的一番感慨。也许是不着边际的，只有回望自己走过的道路，才是真真切切的。何申兄曾跟我说，写写你个人的经历，也许是挺有意思的。我没有何兄经历的深厚，但在我过去的日子里，还是有一些片断应该记录下来的……

我出生在冀东平原的一个普通小村。那是1963年的早春二月。我从小喜欢五月的麦地，我时常钻进麦地玩耍。我一直不敢把对麦子的感觉写进小说。我爷爷是天津的一个做袜子的商人，定成分时叫小业主。我爷爷回乡时给划定成分是富农。据说解放前我家雇了亲戚种地。“富农的帽子”跟随了我的整个少年。到十二岁才被落实政策摘掉了。小时候很压抑，从而造成我谦和缺少自信的性格。谈歌兄曾很善意地说我缺少激烈，爱恨不分明。面对谈歌兄的激烈，我是赞赏的。活得磊落痛快，而我顾及太多。我在北影招待所跟谈歌讲了童年和少年，他终于理解我了。他说你得激烈些，既然这样就慢慢来吧。

小时候，父亲还是一个公社干部，母亲也是党员。可母亲曾很伤感地跟我说，你这出身，将来能不能说上媳妇还难说呢。现在听来可笑，可当时我挺往心里去的。后来听母亲说，你的老姨曾经有个想法，怕你长大打光棍，就想让她女儿给我做媳妇。我听后淡淡一笑，后来听说是真的。我富农出身的几个叔叔都四十岁以后娶上媳妇的。我很感激老姨这份心，近亲婚姻是不可能的。现在我把自己在县城的老房子让出来，将年迈的老姨接到城里来住。童年的口哨声在天空中如怨如诉，恍惚让我看见一种残酷的东西。

我在梦里时常梦见老家的泥房子。这房子太破旧了，就像一株成熟过了头的老玉米，饱经沧桑。过分成熟的东西意味着冷落和衰老。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这所生我养我的老泥房倒塌了，彻底趴了架。现在回想起来是父亲决策的英明。我是1974年搬出这座老屋的，随父亲到一个叫唐坊的小镇落户。母亲想过几年再搬家，让我读完初中。父亲很坚决，否则我真的没命了。像这样的泥屋，人压在里面不砸死很快就会被泥粉呛死。村里很少有扒出来的活人。到了唐坊小镇子，看见了火车从这里通过。我住的镇上的砖房也在地震中倒塌了。当时父亲在稻地中学旁边的“五七”干校学习，我和母亲住的房子也倒了，有幸的是老天开恩，我家房盖的礁子顶甩到邻居那家去了。记得当天晚上看的是《

黑三角》的电影，散电影刚睡，就地震了。这一年我十四岁，觉多。我在碎石乱瓦中醒来，没有看见蓝光，只觉得晕晕地乱响。母亲护着我从窗前往外跳，如果早跳一步，墙头就把我压在下面了。墙头轰然一倒，我就势跳到墙头上跑到黄瓜棚下，傻蹲着。母亲受了伤行动不便。我们看见黄瓜秧下不断有裂缝一张一合，不一会儿就下雨了。短时间的宁静之后，就有人呼喊救人了。我神情木然地加入人们救人、扒人的行列。经我手扒出来五个邻居，其中两个是死人。天慢慢亮了，我感觉换了一个世界，一下子苍老许多。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唐山人格外喜欢“福”字了。我为“新支点长篇小说丛书”所写的长篇小说就起名《福镇》。中国老百姓从骨子里喜欢“福”字。究竟啥是福呢？

兴安兄曾在1996年编过一本书，叫《蔚蓝色天空的黄金》，是一本60年代出生的代表性作家展示。这里面收入我的一个自传，题为《我乡间的月亮》。将文学